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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2:59 2016年12月08日星期四

何清涟:境外势力在中国政治中的前世今生(1):麻烦制造者?


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拥有民主自由价值观的美国被某些中国人看作境外势力之首。

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拥有民主自由价值观的美国被某些中国人看作境外势力之首。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境外势力”一词就象个政治幽灵,每逢中国进入多事之秋,就在中国上空游荡,不仅让中国政府的敌情神经崩得很紧,还让中国一些老百姓感到全世界对中国都不怀好意。最近这段时期,“境外(敌对)势力”重返中国政治话语系统,尽管中国官方并未指明“境外势力”的构成,但只要经常阅读官媒如《人民日报》、《求是》、《学习时报》、《环球时报》,就会立刻想到这句耳熟能详、万用不厌的官方用语:“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境外)反华势力”。

*“境外势力”成为中国所有麻烦的根源*

“境外势力”在中共统治60多年期间,一直在给中国制造麻烦。在各个时期,视麻烦大小与中共在国际社会的处境,境外势力的名称时有变化,最初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后来称“帝修反”、再后来成为“境外敌对势力”,最近这几年中共的国际化程度提高,将刺眼的“敌对”二字去掉,称之为“境外势力”,有时亦称“外部势力”。

如果上中国国内网站,就会发现“境外势力”已经成了中国一切灾难与不幸的根源。

香港人示威游行抗议北京白皮书(2014年6月11日)

香港人示威游行抗议北京白皮书(2014年6月11日)

连香港人民对抗中央政府(可能还包括“驱蝗”运动),也被说成是美国在港阴谋策划“颜色革命”的结果。中国国际问题专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倪世雄与沈本秋在这方面是先知先觉者,早就撰文警告:2012年和2016年将是美国介入香港政制的关键时期,建议中国政府重视“爱国者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原则,以及推行《基本法》第23条,避免香港发生“颜色革命”——这篇文章虽然没有预见到香港“颜色革命”的名称叫做“占领中环”,内容是香港居民公投,但是却极富政治远见地将美国这一“境外势力之首”内定成黑手。

至于中国的腐败,据说也是“境外势力”影响的结果。中纪委网站刊发了一篇《从纸牌屋热透视西方腐败现象》,煞有介事地将《纸牌屋》当作一部美国两院政治的纪录片加以分析,最后证明了美国的腐败相当严重,所有关于美国清廉的说法都是不足信的。文章最后指出,全世界之所以认为中国的腐败相当严重,那也是外势力误导的结果。这个外部势力就是透明国际。透明国际“由于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力资助,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其编制的清廉指数“常常被借题发挥,抹黑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败工作”,国际社会之所以认为中国的腐败严重,就是透明国际长期误导产生的印象。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 国际反腐瞭望专题页面截图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 国际反腐瞭望专题页面截图

境外势力还将黑手伸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子”与“钢铁长城”,《敌对势力颠覆中国阴谋,搞死国企再搞垮军队》,《中国航空报》2012年4月刊文如是说。这篇文章让人看了之后产生深刻的危机感,甚至可能会联想到整顿国企与军队的腐败正中“境外势力”的下怀。

中国房地产问题,我1992年写作《九十年代的圈地运动》一文时就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带头发动“圈地运动”的结果;以后也一直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是地方政府财政饥渴、贪官中饱私囊、房地产开发商牟取暴利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现在读中国媒体一些文章才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这么多严重问题,原来也是“境外势力”的“阴谋”造成。“重头博客”载有一篇文章“国际势力用房价打败中国”如此说:“房地产易遭到境外大规模攻击。过去10-20年,人民币升值、房价猛涨,大量的美元入境,每个城市的房地产,都有外资浓重的身影”,并将此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与政权安全的高度。如果说,博客作者是一家之言,请看《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罗兰6月23日文章《房价正常调整为何连遭唱空(市场观察)》。该文“深刻”分析了多种势力的阴谋之后,最后这句堪称神来之笔:“对于很多打算抄底中国房地产的外资来说,表面唱空、实际做多,是他们多年来一贯使用的伎俩,早已不足为奇”。这位罗兰女士(或者先生)唯独不愿意指出,通过香港至内地炒房地产的外资,其实本是中资,而且不少是与中共政权血脉相连的既得利益集团高层成员。

*“境外势力”之说产生于封闭政治*

只要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从毛时代开始,中国政治话语中“境外势力”活跃之时,就是中国在政治上闭关锁国的开始。

这里必须先厘清一点,很多人以为闭关锁国就是政治上及经济上与外国完全断绝往来。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远的不说,就说清朝的“闭关锁国”,那指的只是政治上的,而非经济上的。即使是清朝廷拒绝开放广州之外更多的口岸通商之时,从广州进口的各色洋玩意,如自鸣钟、玻璃器皿等各种工艺品,一直都是清朝宫廷、王公贵族们的爱物。至于政治文化上,清廷认为自己是天朝上邦,文物典章无一不胜洋人,因此对西洋诸国不屑一顾。就算到了鸦片战争吃了败仗之后,洋务运动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经济开放,政治封闭。船坚炮利,咱中华比不过你,咱只好“师夷之长技”;政治制度上,咱中华泱泱大国,就是比你西洋国强,必须坚持决不改变。仇洋情绪的集大成就是义和团运动。

到了毛时代,闭关锁国也是政治上的,经济上通过香港与世界做各种贸易转口生意。文化上分政治等级确定“对外开放”程度:百姓家中有“海外关系”就是先天罪孽,不许与海外亲属通信;而文化上的“特供制”却让江青可以随意选看“境外势力”制作的电影,如《乱世佳人》、《魂断蓝桥》等。至于那些专供高干们阅读、消费的灰皮书籍,基本上都来自“境外势力”,但老百姓无缘一见,理由是老百姓思想水平不高,看了容易“中毒”。中共这样做,道理再简单不过:愚民的目的是愚化民众,让其老老实实接受统治;特权阶层包括其子弟还是要广其见闻,让其保持聪明度,以便更好地统治民众。

美国索罗斯基金会创始人索罗斯(左)2014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和格鲁吉亚总理会晤

美国索罗斯基金会创始人索罗斯(左)2014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和格鲁吉亚总理会晤

邓小平倡导对外开放后,一度对美国作出高度友好的姿态,于是,“境外势力”便从公开宣传中暂时退位。在毛时代成为政治原罪的“海外关系”,此时成为普通中国人中最硬的社会资本。由于要世界各国放弃疑虑、与中国交往,要吸引华侨回国投资,各地政府将笼络华侨家属当作最重要的统战工作。80年代能自费留学海外的中国人,除了特权家庭之外,往往是家庭有海外关系的人。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境外敌对势力”又在宣传中卷土重来。邓小平在屠城之后,立刻想到要将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与美国索罗斯基金会挂上钩,试图将赵紫阳包装成“美国中情局特务”,只因索罗斯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消息后,给邓小平写信,指出他的基金会的中方负责人正是中国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凌云。邓小平意识到,如果执意捏造所谓“赵紫阳间谍案”,必然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只好作罢。

清王朝是专制政体,中共是专制独裁的极品极权政体。这种政治体制的生存之道就是封闭,对来自他们不能控制之地的任何力量都持排斥防范态度。邓小平的“开放”是为了摆脱危机,而不是为了与世界融为一体,因此一直将政治、文化思想上的外来影响视为威胁政权安全的大敌,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实都是以“境外敌对势力”污染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及青少年思想为假设前提。如果说某时期“境外敌对势力”暂时从宣传中退隐,那也只是中共(包括主张“对外开放”的邓小平在内)出于务实的策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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