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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5:04 2016年12月11日星期日

年终报道:被扼住喉咙的中国新媒体能“张开嘴迈开腿”吗?


2010年3月,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在财新传媒公司的成立仪式上

2010年3月,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在财新传媒公司的成立仪式上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个道理三千年前的周厉王未能参透,如今的“习王”也有变本加厉之势。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发布的《2015全球网络自由度报告》将中国排在65个被评估国家中的第65名,即网络自由度最差。然而在如此形势下,中国社科院近日又成立了新部门——新媒体研究院,誓言要“打赢新三十年的意识形态反击战”。该研究院院长由国家意识形态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担任,主要任务是“为不断提高党和政府对网络意识形态的驾驭能力贡献力量和智慧”。 新媒体指的是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媒体形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

过去一年,中东局势动荡不安、欧洲为难民问题焦头烂额......远在东方的中国却在新闻联播中稳步崛起。世界各国人民纷纷表示希望可以生活在中国的新闻联播里。不仅是新闻联播,中国“防火长城”内的网络世界在经过一番“净化”后,也是干净的可以泛光了。据一份网传的最新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文件称,“在中国的媒体,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应当是党的喉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5月举行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也强调,“要加强和改善新媒体中代表性人士的工作”,“以净化网络空间,在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

中国老百姓最爱“正能量”。于是乎在数以万计的政府雇佣水军——“五毛党”充斥网络之时,另一支更具生命力的力量也在迅速崛起,那就是曾被中共党媒《光明日报》点赞的“自干五”们。该报说,“自干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践行者。“自干五”的全称为“自带干粮的五毛”,指自觉自愿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发展鼓劲的网民。同“五毛党”略微不同的是,“自干五”们在网上发表亲政府的帖子是不收钱的,即“自带干粮”。

“自干五”群体甚是讨得中共的欢心。旅美学者,《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作者何清涟此前在做客美国之音电视节目时说,网络内容监控和舆情引导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经济发展时期还好说,但是经济衰退时期这方面的资金就会慢慢地少,这就是习近平要吸纳志愿者做五毛的原因”。她说,这部分志愿“五毛”主要由失业大学生和社会底层人士组成。而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群体,习近平另有办法。

据中国媒体报道,习近平在5月召开的统战会议上指出,要团结党外知识分子,就需要善于代表新媒体,“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除此之外,国家安全法中还设立了一条针对造谣的规定——任何谣言在网络上被转发超过500次即可被定为“情节严重”,可构成诽谤罪并对造谣者判刑。中共控制言论的手段可谓软硬兼施。目前仍在押的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就是因为在微博上发表“反动”言论而获罪。广东省纪委11月11日通报的近期查处案件中,岭南师范学院某教师因为在微博上发布“有损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而被撤职。

早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中国官媒新华社就发起了“我承诺不传谣、不信谣”的网民签名活动,有包括人民网、搜狐、百度等200余家媒体及门户网站参与。一时间,“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的口号在网站和社交媒体上疯传,为百姓耳熟能详。

今年4月,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10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网称“约谈十条”。与“造谣转发500条”等以往的限制不同的是,“约谈十条”是针对互联网公司和社交媒体平台的服务商,而不是网民。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自由之家东亚问题研究院莎拉•库克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约谈十条”意味着审查力度的提升,因为用户生产的内容数量庞大、传播速度快,对于审查来说挑战更大。看来,中国政府这次是要从服务商这个内容传播源头上下手,把某些“见光死”的信息扼杀在摇篮里。

三个月后,中国政府又颁布新版《国家安全法》,提出了“国家网络空间主权”这一概念。《纽约时报》中文网7月2日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政府“颁布这部新法的一个目的是进一步向中国普通民众灌输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如此严防死守,究竟能不能达到控制言论、规范意识形态的目的?前《冰点》周刊创刊编辑李大同认为,“封不住”。海外网站博讯的创始人韦石也在做客美国之音电视节目时表示,“长期来说,这种攻击或打压是没有什么真正效果的。因为真正的民间的这种力量还是大过政府的。所谓的民间力量包括微博、国内的一些电邮的分享。现在就是被封锁网页是一方面,但是读者之间互相私下传播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在中国媒体和网站集体噤声的冰面之下,暗流正在涌动。随着政府对言论的收紧以及反腐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国媒体界进入了一场离职潮。据公开数据显示,南方报业集团去年离职记者编辑逾200人,央视的所谓“台柱子” 李咏、柴静、郎永淳、张泉灵、刘建宏、赵普等也纷纷出走。赵普离职前一个月在微博上写道:“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都不错,但核心是价值观留人。有何种价值观就会有何种价值驱动;有何种价值观就会有何种人才延揽。”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信息耐人寻味。

这些选择出走的媒体人有些回到高校任教,有些开始从商,另一些则各自组建团队进入新媒体领域谋求更加自由的话语权。

曾任政经刊物《凤凰周刊》执行主编的黄章晋“下海”后,带领十来人的团队组建了自媒体刊物《大象公会》。该杂志建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每天推送一篇约3000字的长文。由于不能直接点名中共“敏感祠”,《大象公会》就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发型、穿着、政治性题词等角度分析,侧面解构其背后的权力逻辑。被指控“分裂国家罪”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被当局带走后,《大象公会》曾刊长文《再见,伊力哈木》,引起知识界的强烈反响。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发布不久后就被删除,《大象公会》的账号也被腾讯官方关停了一段时间。黄章晋表示,他的团队会吸取这次教训,但是不会因此而放弃。

另一家跳出体制的自媒体《智谷趋势》目前拥有十余万关注者。它的创始人邓科是原《南方周末》编委,也是该报时局版的创始人之一。他在谈到创立《智谷趋势》的原因时说:“时政始终是新闻业的一颗明珠,但是在中国,这一颗明珠还没得到充分开发”。为了规避直接的政治风险,《智谷趋势》的落脚点放在经济议题上。

过去一年,中国言论空间加剧收紧,媒体的生存举步维艰。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对意识形态的高压政策只能是阶段性的产物,再强大的政权也难以抵挡住历史发展的趋势。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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