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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3:47 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

焦点对话:重建道德,中国人如何走出困境?


中共执政以来,并非不强调理想和信仰。毛泽东时代曾经树立雷锋等道德楷模,江泽民强调以德治国,胡温时代呼吁建设“和谐社会”,习近平上台后也提出建立“社会主义价值观”。与此同时,民间讨论也层出不穷。有人建议为民众建立“道德档案”,有人呼吁恢复“儒家国学”,有人宣传效法古人“家规家法”。中国政府花大力气重建道德的努力,为何收效甚微?重建国民道德,什么才是正道?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杨鹏表示,中国旧的道德体系以权力为中心,天子是德的代表,天子的含德量关乎政权的安危。他说,毛时代其实很强调道德,但是他强调的是“忠孝节义”中的“忠”,大跳忠字舞,强调大义灭亲,弱化孝道,用党性原则取代“义”。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道德取向,今天的中国社会只是“忠孝节义”正在消失,旧的道德终结,毛时代的道德式微了,而新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古代的“忠孝仁义”、“仁义礼智信”及毛泽东时代的党性原则,和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法治、公平竞争等新秩序格格不入。中国要重建道德体系需要两个条件:1)宗教自由;2)独立的法治和司法体系;道德涉及法治和制度的问题,独立的法治和司法是道德建立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二者缺一不可。

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德治其实就是人治,人治具有随意性及不确定性,无法防范人性的弱点,因为没有制度的约束。雷锋这个做假的道德典型说明中国当时已经没有道德楷模了,道德已经崩盘。共产党当年推行土改,就是号召人们讲假话,编故事,给地主和富农栽赃,都让人们的道德丧失无存。

王康指出,道德文明诉诸于人类的天性,是天赋人类的良知感,它最忌怕的,就是权力,就是国家的强力介入。国家的介入会带来巨大的虚伪,造成对道德的破环。他说,1949年以后,中共意识形态立国,有一种崭新的宇宙理理论,不仅要改变自然,也有改造人,把中国人变成“新人”。因此,中国的“礼崩乐坏”是制度性的,必须对制度加以改变。如果不改变制度,光靠公民社会的兴起也不可能提高整个社会文明。

杨鹏说,在今天中国社会,没有宗教自由,就不可能重建的道德。另外,道德重建,离不开一个惩恶杨善的法律体系。因此,司法的独立和宗教自由是道德生存的基本条件和环境。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应当包括宗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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