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John D. Negroponte)10月24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举办的晚宴上，就美中两国合作关系的重要作用发表讲话，并随后回答了与会者的两个提问。以下是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的讲话及问答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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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办公室
2007年10月26日（发布）
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
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晚宴上的讲话
纽约市
2007年10月24日
(讲话全文)
内格罗蓬特副国务卿：非常感谢你，卡拉，感谢你的热情介绍。我想一开始就说明一点，我过去已经讲过但值得重复的一点。正如你刚才提到的，我从1989年到1993年曾任驻墨西哥大使。因此，在你同加拿大和墨西哥谈判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这项我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协定期间，我们曾有机会进行极其密切的合作。(掌声)
对于那项协定，我没有任何遗憾。我觉得那么做是正确的。我认为它起到了极好的作用。我完全无法设想我们同墨西哥的经济关系，暂且不谈其他关系，若没有达成那项协定会是什么样子。我认为它是老布什总统和你本人的远见卓识的成果。
我还要感谢在座的多位好友。前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我最近有机会在国务院同他共同解决一系列问题。我刚才看到尚慕杰(Ambassador Sasser)大使坐在那边，看到你们两位同仁令我高兴。我还高兴地看到帕塔基州长(Governor Pataki)今晚抽出时间来到我们中间。有幸见到你，州长先生，我清楚地记得9.11事件刚刚发生后我担任驻联合国代表的那段时间。你为帮助这个州和这座城市承受和应对9.11事件的后果发挥了领导作用，非常感谢你的光临。(掌声)
州长先生告诉我在私营企业工作并不差。(笑声) 他再也不用上闹钟早起了。
我还要感谢中国外交使团的光临──驻华盛顿临时代办郑泽光先生(掌声)，总领事刘碧伟，以及丛军女士──她代表她的丈夫，也就是在纽约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他正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今天的活动。同时感谢今天在座的其他多位中国官员。(掌声) 当然，我还要感谢今天在座的我的同事──助理国务卿希尔(Chris Hill)，以及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om Christensen)，他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局(East Asia and Pacific Bureau)主管中国问题，在我同中国政府展开政治对话时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还要感谢全国委员会允许我们借调柯庆生，在他返回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以前至少再借用一年。(掌声)
今晚，我在这里还看到了其他几位像我这样的老外交官，我想感谢他们为奠定美中关系的基础所作的开创性努力。
我们的双边关系是我个人长期以来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作为外交官的第一站是香港，那里是认识中国的一扇重要窗口。我曾在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任职。我曾在我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前到过北京，当时它的英文名称还是Peking。那是在全国委员会于1971年春季帮助发起乒乓外交之后的一年。
1970年代初期的重点是恢复邦交。在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我们开始致力于发展双边关系。现在的使命则要宽阔得多。从伊朗到苏丹西部，我们正在世界上的很多第三方地区扩大美中合作。美中关系将是我们在外交政策的几乎所有战线上取得成功的关键。这项努力不能只依靠政府，我们需要帮助，需要中国人所说的"各界"的帮助，特别是像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样了不起的民间组织。
简而言之，对华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我这么说绝非低估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强大联盟关系。具体到亚洲，我们同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这些民主盟国的军事和政治关系捍卫了和平，使整个地区能够享有稳定和繁荣──而从中受益最大的莫过于中国。
在外交互动方面，自1970年代初期我在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领导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任职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今，我们两国元首一年要会晤数次。赖斯国务卿与中国外交部长──现在是杨洁篪──经常会晤和进行电话通话。国务院不同地区事务局的几位助理国务卿经常同中国外交部的有关官员展开深入对话。就在几年以前，还很难想象这些官员能够相互认识，更不要说进行深入的合作了。
明年，我国驻北京大使馆将迁入新址。我们还计划在中国中部的武汉市设领事馆，让我们的外交机构出现在中国更多地区。我们两国首脑发起了两项协调我们的双边及国际合作的重要外交倡议：由我主持的高级别政治对话，以及由财政部长保尔森(Hank Paulson)主持的战略经济对话(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今晚，我想谈一谈美国和中国需要在今天和下一代合作应对的五个主要全球性挑战。
首先，恐怖主义。很多中国人在2001年9月11日与美国公民和80个国家的公民一起遇难。从那天以来，美国和整个世界都集中力量应对暴力极端分子构成的威胁，这一威胁危及我们所有人的安全与繁荣。在我们与中国的反恐合作中，有些是在外交领域进行，有些措施需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其他合作包括切断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随着中国的银行业越来越全球化，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我们的双边关系中将日显突出。
我们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那些国力虚弱、治理不良、摇摇欲坠的国家。今后，美国将继续同联合国安理会，特别是同中国等常任理事国共同寻求应对这一威胁的办法。而安理会的行动又为相关的、负责任大国间进行更密集的外交合作创造了条件。今天，我们在苏丹和缅甸问题上都看到了这点。在苏丹问题上，中国支持安理会第1769号决议，决议要求部署强大的、由联合国指挥的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部队。中国在促成支持这个方案的协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派遣了300名工程兵参加维和部队。我们对中国在苏丹问题上的这类参与表示赞赏，并请中国领导人说服[苏丹]巴希尔总统明确接受联合国-非盟维和部队。
但是，中国在苏丹和缅甸的利益超出作为一个相关的安理会成员的范围。中国去年向苏丹购买了价值19亿美元的石油。北京仍然是缅甸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武器来源。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上升，它的利益和责任也随之日益扩大。我们认为，中国对国际社会干预达尔富尔问题的支持表明，北京认识到，绝对不干涉政策与全球化世界的规范及其面临的挑战不合拍。现在和将来，我们将继续期待北京不仅能帮助达尔富尔人民，而且能预防世界其他地区出现政治动乱和社会暴力。
我们面对的第三个挑战是确保全球经济的继续繁荣。我们欢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布什总统指出，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自从我在香港服务以来的40多年时间里，中国人民创造了名副其实的经济奇迹。
这种经济繁荣带来了全球责任。中国必须带领和鼓励国际经济增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五年后的中国以及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应在多哈回合(Doha Round)中带头拆除贸易壁垒，而不是声称"做得够了"。
随着中国产品进入越来越多的市场，美国将与中国管理者密切合作，确保太平洋两岸的家用和商用产品的安全性。美国人民极为关注的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而我们将通过两国战略经济对话和其他场合与中国共同解决问题。
虽然本届政府强烈认为国际贸易会给美国工人及其家庭带来利益，但我们也认识到有些产业会面临激烈的竞争。我们一旦发现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我们就会在国内或在世贸组织采取行动。我们还会直接向北京领导层提出我们对产业政策和知识产权问题的关切。但保护主义的贸易立法并不能解决问题。
我只想提出所有大型经济体在促进全球增长方面应共同承担的另一项责任，即帮助因全球化而落伍的经济体。在这一方面，中国长期以来一贯帮助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我们欢迎中国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并与其进行贸易，以帮助亿万人民摆脱贫困。但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的一个方面是中国的外援工程和低息贷款。我们所担心的是，缺乏透明度和缺少与其他债务方和捐款方的协调，中国的项目和工程有可能损害促进问责制、良好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多边努力。根据我们的经验，不考虑这些因素，投资和项目不仅可能浪费资金，而且还可能导致在投资者希望扶助的国家发生动乱。
美中两国面临的第四个全球性挑战是不扩散准则的实施。就这个问题而言，北京已经在限制武器销售及相关技术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
当前的一个例子表现为北京在主办六方会谈方面发挥的主导作用。在北韩于2006年7月进行挑衅性的导弹发射和随后在10月进行的核试爆以后，中国与安理会其他成员一起，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695号决议和1718号决议一致采取了强硬的措施，包括按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实行制裁。这对一个按毛泽东所说与北韩有"唇齿相依"般密切关系的国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步骤。
我们致力于与中国密切合作，以全面落实旨在实现朝鲜半岛全面的、可核实的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的2005年9月[六方会谈]共同声明。中国最近宣布各方就落实共同声明的第二阶段行动达成协议，这表明这一进程已经开始。
在伊朗问题上，北京同意我们关于绝不允许德黑兰获取核武器能力的判断。但我们对需要采取何种行动有时存在不同的意见。
的确，中国同美国和五常的其他成员一道批准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737号决议和第1747号决议，两项决议都针对伊朗未能遵从其国际义务而对其实施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制裁。尽管如此，中国还可以采取其他步骤，包括重新考虑投资──我无法一口气把话都讲完──(笑声)如果不喝一口水的话──尽管如此， 中国还可以采取其他步骤，包括重新考虑对伊朗油气业的投资。我们明确地向中国表示，这种投资以及继续向伊朗出售武器，是向伊朗政权发出错误的信号，并且引起严重的关注。鉴于伊朗在其核项目和积极支持恐怖主义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现在不是与伊朗保持正常关系和照常往来的时候。在伊朗发展核武器问题上，已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需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新的决议。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是，我们必须共同应对由能源安全、经济活动和气候变化构成的多方挑战。要应对这一重大挑战，北京必须在全球会议桌前占一席之地。中国目前已是全球范围内的第三大石油进口国，而且据最近的一项估计，中国已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解决这些全球性挑战的任何办法都需要北京的参与。这就是为什么布什总统邀请中国代表，与十几个其他主要经济体的代表一起，参加上个月举行的会议，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后《京都》共识。这一努力必须包括被免除达到原先制定的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同时，我们必须以不妨碍全球经济增长的方式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我提到的这五项挑战代表着一种与中国保持合作、从而解决影响我们所有人的全球重大问题的机会。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前进道路上存在着一些我们将不得不谨慎处理的严重分歧和障碍。其中之一是中国对待自己公民的问题。总的说来，中国人民比起他们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富有、教育程度更高、见识更广。但继续令我们感到关注的是，中国在保证所有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法律平等方面的情况仍然不佳。我们对那些有自治名义的少数民族地区受到的待遇感到关注。我们继续鼓励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直接对话。
我们希望迅速恢复我们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双边对话，以便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在讨论中指出，自由是国家强大而不是软弱的源泉，宗教组织通过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活动在全世界起了重要和稳定的作用。由于中国总的人权纪录仍然不佳，很难从美国人民那里获得支持来发展那种与北京的深入和紧密关系，而我们认为这种关系将对两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益。
另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美国认为，一个强大、稳健的台湾是该地区一支稳定、繁荣和民主的力量。但我们也清楚地表明：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反对任何一方企图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行为。我们认为要由海峡两岸人民和平解决他们的分歧。美国在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上的政策牢牢地基于《三项联合公报》(Three Joint Communiques)和《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我们的政策历经30多年、七届政府的交替一直延续并始终如一，现在也不会改变。
即使在我们对台湾方面的某些政治主张表示反对的同时，我们也仍对中国日益增多的瞄准台湾的导弹集结和其他军事系统感到担忧。我们也对北京拒绝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感到关注。我们向中国人表达我们的看法，即他们在台湾对面集结高压力量与他们要致力于和平解决台海分歧的声明背道而驰。在海峡两岸关系中，这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北京试图设置条件和限制台湾参加一些并不要求国家地位的国际组织的做法，也于事无补。
北京在台湾对面的各种部署及其军事现代化的快速步伐引起了人们对北京不透明的军事目的的广泛担忧。今年1月11日进行的一枚反卫星武器的测试说明这些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引起世界各国政府的关注。中国增加对军事预算、方针和意图的透明度将十分有助于缓解我们的担忧和中国邻国的担忧。下个月国防部长盖茨(Robert Gates)将前往北京．我们希望这类交流访问将在今后成为常规而不是例外，从而使我们增加理解，减少猜疑。
谈到访问，明年中国将接待参加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约200个代表队的运动员。这是中国领导人、运动员和公民多年努力的值得骄傲的顶峰。美国希望奥运会取得成功，布什总统已宣布有意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开幕式。总统还指出，奥运会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显示它致力于更大程度的开放与宽容的机会。我们敦促中国把握这个机会，展示其最好的一面，本着奥运会的精神行事，从而取得奥运会的真正成功。
女士们、先生们，在我们的共同历史中，美国与中国从来没有过如此深入的合作，为如此广泛的全球问题而协同努力。我们寻求利用这一历史性水平的合作关系帮助中国作出自己的选择。我们要鼓励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仅在东亚地区、而且在全世界──发挥负责任和具有稳定作用的影响力。我们不以零和游戏方式对待美中关系。相反，我们邀请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大的角色，通过共同面对全球的挑战来确保未来长时期的稳定与繁荣。
美中关系过去35年来的历程无疑超出了我们在历史性的1972年所抱的期望。在这项共同努力中，我对我曾有机会起过部分作用感到自豪，并且感谢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培育今天世界上最重要关系之一的过程中仍在扮演的卓越角色。
谢谢大家。(掌声)
(以下是问答记录)
(第一个问题)
问：[副]国务卿先生，刚才所讲的确是对我们与中国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全面评述。我谨想再请你考虑一个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特别由衷关注的问题。目前所有注意力都集中于中共十七大和即将举办的奥运会，然而中国在知识、专业及学术交流领域出现了一些消极状况。
许多会议没有得到批准，一些涉及敏感问题，一些并非如此，如富布赖特计划举办的法律项目参与人会议，他们有的来自中国，有的来自美国。那些发表有关新疆局势文章的人员在获得签证时遇到麻烦。我们的知识和专业交流现在不应遇到任何障碍。希望国务院能够向中国政府提出这点，指出我们近几个月和近年来所遇到的障碍。
既然中国有了新一届政府或者说新连任的政府，希望他们在经过了党代会以后，将许可和批准一些活动和交流项目，其中包括陷入困境的与本全国委员会的一些交流。希望请你谈谈看法。
内格罗蓬特副国务卿：有几个看法。首先，谢谢你。我认为你的话比较近于评论而不是提问。不过言之有理。我想，首先，从整体来看，与几十年前，即二、三十年前相比，我们今天与中国交流的广度，我认为相当大，与过去比相当惊人。因此，我想我们也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看问题，更不用说还有人数众多的中国留学生来到这里。
但是，在一些具体情况下，我们肯定有──就像我在讲话中力图表明的──多层面的关系，而你所谈到的那方面关系也十分重要。我想，在涉及你希望我们跟踪有关情况以确保这类交流得到开展的问题上，我想我们极其愿意予以积极协助。但我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的确，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的确，我与你一样认为这些交流应得到开展。最后一点，我认为，中国政府，中国当局不需为这类交流担忧。
(第二个问题)
问：我是彼得森国际经济学会(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丹·罗森(Dan Rosen)。副国务卿先生，谢谢你的评述。皮特·彼得森注意到，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不平衡中彼此相像。几位发言人提到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中美之间是否有宏大交易，在涉及气候与经济关系的领域共同展开合作议程？
内格罗蓬特副国务卿：丹，是否有宏大交易，我并不清楚，不过我认为，任何像气候变化如此重要和如此具有全球性的问题，为了得到实质性的解决方法，均需要有美中两国及其他国家的参与。但是，我认为总统对《京都议定书》处理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及全球变暖问题的安排具有的担心之一是，像中国和印度这样一些大经济体基本上得以完全豁免──也可以叫做免费放行吧。如果你想──你在考虑2012年后《京都》时期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就必须让像中国这样重要的角色参与进来。因此，我想，我的主要观点是──它也是我的讲话和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的主题──我认为中国和美国有必要促进更好了解和更好的伙伴合作关系，无论是针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还是针对解决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
(完)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