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宣布，从本月起给公务员长工资。这是1999年以来第三次给中国公务员增加工资，但这次公务员加薪却引起了更多争议。
中国有大约4千5百万公务员，据中国的“工人日报”报援引专家的话说，中国政府每次给公务员增加工资都需要拿出1千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10亿美元。该报报导，不少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更应当把这笔钱用在扶助中国弱势群体上。但是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说，给公务员增加工资是政府刺激消费政策的一部份，而国内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部份。 周国强是一名北京失业工人，他曾经组建独立工会，坐过监狱。他说，刺激国内消费靠的是刺激中国12亿穷人的消费能力，而不是靠刺激只有1千万人口的少数有钱人。全世界的人都明白挣钱挣的是穷人的钱。大家都听说汉堡包大王，尿布大王。谁听说过谁开高级酒店发大财，成了亿万富翁的？发财都是挣劳动者的钱。周国强说，中国政府如果真的要刺激国内消费，更应当做的事情是保障劳动者的权益，政府给公务员增加工资的同时，应当关注整个社会的收入平衡，而不是拉大贫富差距。作为公务员就是国家的雇员， 比如说，朱熔基是他们的老板，老板给雇员发工资，天经地义。现在的问题是最低工资法(的执行)。各地定的最低工资北京算是高的，4百多块钱，而有的地方只有2百多块钱。而且最低工资的规定人们还往往突破。比如说，北京定为的是415，现在低得普遍是300以下。
周国强说，由于老板更愿意雇用进城打工的农工，北京的下岗工人却很难再找到一份能够得到最低工资的工作。他说，各地城市都有一批农民工，他们只要有地方吃饭干活就行。每到春节回家时老板一次性发工钱，经常只发一半，剩下一半工钱农工过完节日回来接着干活还有可能拿到，不回来干活就得不到。而且农工经常是加班，一天干12到14个小时的工作。周国强说，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下岗工人不可能跟这些农工拼。他认为，只有提高社会的最低生活保障，取消强加在农民头上的义务工，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建立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加大最低收入法规的监管力度，劳动者才可能具有购买力，才能真正刺激国内经济增长。
*普通工农等候政府保护*
“当代中国研究”编辑程晓农博士则指出，朱熔基既然是中国的总理，所负责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公务员，而是中国各个阶层。作为政府的首脑，他不是公务员的首脑，他是全国人民政务的负责人，有责任为全国各个阶层的人处理各阶层的事务。如果下岗职工有人领不到基本生活费，这就是总理的失职，无可推卸。如果说他只负责公务员的利益，那政府就正好违背了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变得代表公务员，代表特权集团了。程晓农说，中国现在的政策越来越明显地向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5到7的人倾斜。占人口百分之90左右的普通工农却得不到政府政策的保护。他认为占人口百分之5到7的政治利益集团和经济精英集团里的人并不缺钱。他们的工资外收入很多，不是增加几十块钱工资能够等同的。他认为，中国政府政策的倾斜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整个资源和财富的分配越来越被人口的百分之5到7的人所控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把自己的统治基础已经建立在百分之5到7的人的基础之上，他们关心的就是一条，如何稳住这些人，保持他们在政治上对政权的效忠，通过他们的效忠来维持统治，而把百分之90的人就弃之不顾了。
*只有政改才能消除腐败*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商德文说，给公务员不断增加工资的另外一个目的据信是争取高薪养廉。朱熔基在台上是想给公务员长工资。公务员的工资不是低吗？中国现在不是贪污腐败吗？他希望工资高一点，实际上也不是高薪，但比以前高一点，可以养廉，比较高薪养廉吧。不过商德文教授指出，希望靠高薪来达到养廉的目的是不现实的。中国的贪污腐败已经成为一个制度性问题，所谓制度性就是跟政治体制有关系，跟工资高低并不成比例，并不是说工资上去后他就不贪了。公务员长几十快钱的工资，在弱势群体看来是个不小的数目，但从贪污腐败的人来讲，几十块钱算什么呀？贪污的钱都是上亿，上千万。商德文教授指出，只有政治改革才可能消除制度性腐败。但是目前还看不到政府有政治改革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