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在海外出版的新书《晚年周恩来》中，运用文献档案和与当事人的采访记录，试图对一些中共历史上谜团做出新解释。其中之一是他否定了人们一直认为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是周恩来在幕后推动的说法。高文谦认为，还原毛、邓、周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人们弄清中共为什么至今只准在理论上抽象否定文革而绝不允许象批判四人帮那样彻底批判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
*邓小平一直是毛派人物*
高文谦强调他在书中揭示了邓小平同林彪一样在中共历史上一直就是毛派人物。邓小平在毛泽东受到共产国际排挤的中央苏区时期，就是毛派的主要追随者，跟着毛一道挨整。这段历史使毛一直把邓当作自己人。建国以后，邓小平比林彪更早受到毛泽东重要，被毛提议担任总书记，总揽全局以挟制周恩来。大跃进失败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邓小平开始远离毛而追随刘少奇，结果招致文革初期把他当作刘少奇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批判。但是毛从一开始就对刘、邓作了严格区分，
高文谦：“林彪、江青他们两派对邓一定要在九大时开除出党。毛是坚决顶住，不答应。实际上毛已经在留有一手，始终邓是毛手里的一张牌，这张牌我在书中讲到，开始是制衡林彪，林彪事件之后又用来制衡周恩来，始终是战略上的一张牌。看时机，什么时候打出这张牌，邓心里面也很清楚。所以邓一看林彪一出事，知道他自己机会来了。”
*毛用邓挟制周*
高文谦说，毛同周的关系则不同。周曾经在历史上反对过毛。“延安整风”时周被当作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与作为教条主义代表的王明一起被重点批判；邓则是毛派的代表人物。毛对周始终保持着戒心，而对邓却是充份信任的。外界认为文革后期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推动的结果，实际上恰恰相反。高文谦说，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成为二号人物，毛在精神上受到重创，而周却在批左和外交两方面深得人心、威望大增。毛对周越来越不放心，认定周可能就是他身后翻文革案的挂帅人物。于是毛把邓从江西调回北京，准备挟制周。但是毛对邓能否戴罪立功并不放心。而邓也深知毛的担心。
高文谦：“通过73年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的批判，邓发言，说出了毛想说而不便说的对周的欲加之罪。这样邓获得了重任，更上一层楼。”
*邓力保毛大旗*
后来邓再次被毛打倒，则是因为毛认为邓确是企图通过全面整顿翻文革的案，并且不仅没有挟制周还和周走到一起。不过毛对邓仍是手下留情，对他“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高文谦说， 1979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执掌大权的时候，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个彻底批判毛泽东错误的历史机会。但是邓小平提议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作结论的时候，却力排众议，坚守“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晚年反了严重左倾错误”的底线，提出对文革这段历史“宜粗不宜细”的方针。
高文谦：“意思就是文革是毛发动的，但是最恶的事情是林彪江青俩人干的，把毛高高挂起，虽然他是发动者，但是不具体地触动他，保留了毛这面旗帜。”
*邓不愿背“弃主负恩”的骂名*
根据这一方针中共对一系列历史问题所作的结论都以避开对毛泽东的追究为原则，这些历史结论保留至今。高文谦认为，邓小平的“易粗不宜细”其实就是在政治上划了一个批毛的禁区。高文谦认为，邓这样做当然首先是为了维护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其次也有个人原因，他“固然有怕当中国的赫鲁晓夫之虞”，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与毛之间的历史渊源。
高文谦：邓与毛的关系太深了。邓是毛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不愿意背弃主负恩的骂名。
*邓考虑的是如何维护共产党统治*
原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所长苏绍智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邓小平维护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个人恩怨与党内派系都没有关系。邓小平考虑的是如何维持共产党的统治。苏绍智说，中国的情况同苏联不一样。苏联的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搞非斯大林化。但是斯大林倒了前面还有列宁，还可以继续维持苏共的合法性。可是中共则不同。
苏绍智：“中共过去的领袖可以说只有毛泽东一个。如果毛泽东打倒以后共产党就没有其合法性了。所以邓小平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不能够否定毛泽东。”
*邓自称哪一派都不是*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王军涛也不赞成对邓小平维护毛的个人原因的分析。同时，王军涛补充说，邓小平本人就否认自己是毛派人物。
王军涛：“他说他从来不搞派系。他说毛主席说邓、毛、谢、古，说他是毛派，其实我不是。我哪一派都不是。当时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他在执行一条路线，而毛也在执行一条路线。然后是别人把他们安到一块儿的。”
王军涛表示，据他了解，邓小平对周恩来隐忍顺守、低三下四地侍奉毛很不以为然，甚至瞧不起；而邓对毛发动的文革导致他个人和他家庭成员的悲剧更是耿耿于怀，甚至心生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