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斯病、或者是中国所称的非典型肺炎在中国肆虐引起人们关注中国政府面对突发性事件的危机处理能力。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博士研究中国的社会机制与政治体制，目前他正在撰写一部有关专著。
丁学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政府有两套应急机制应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包括这次非典危机。他说：它一个所谓的应急机制是针对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讲所谓的非紧急情况。这个应急机制大部份的毛病我们已经知道，比如说，底层政府跟上面不讲真话，报喜不报忧，等到信息抵达上层时跟实际情况相差很大，因此会误导中央政府的最高层在最必要的时候做出必要的决策。除了这个以外，中国在1949年以后还有一个所谓的应急措施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有效主要是关系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问题。
*政治军事结合体制*
丁学良教授举例说，1989年6・4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就启动了第二套应急机制，以应对当时的极为严重的政治危机，用来每天监控中国各个城市的动向，效果极为行之有效。他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存在“一个政府，两套应急机制”的现象。而中国的特定政治体制是与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分不开的。夺取政权50年后，中国政府至今沿用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的这种体制来统治国家，处理日常事务。他说：中国共产党--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它是一个武装起来的政治集团，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集团，它有政治任务，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集团，它有军事任务。所以象这种把政治和军事完全结合在一起的体制在1949年以后它长期存在。我们知道，打仗的时候很多的信息要以最快的速度集中到指挥司令部，因为它马上就要做出决策对敌人进行回击。
丁学良教授说，这就是中国高层仍然依靠的自下而上，迅速的情报收集，信息高度保密的军事制度。中国前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前中共中央委员鲍彤说，每天向各级政府提供大量信息的是一支遍布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联络员队伍。他说：每一天，一个领导人，不要说是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当一个小小的部长，桌子上面起码有5寸厚的各种各样的参考消息，参考资料，动态清样，有的是(来自)新闻结构的，有的是部门的，遍布中国，乃至世界的联络员都有不知道多少的信息，是我方的，友方的，敌方的信息，自然的，社会的，都放在这个地方。
中国虽然拥有大量的信息，但丁学良教授认为，这次非典危机暴露出的中国应急机制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成文的制度和规定来区分哪些属于紧急情况，哪些属于非紧急情况。因此常常发生的是，不应当放在非紧急系统的情况被放到那一系统中。这一次出现的不幸是，当非典，也就是萨斯病刚刚出现时，它被放进了非紧急情况的机制中处理。
*应急机制只为领导应急*
不过，中国前高官鲍彤则认为，中国应急机制的问题在于，它只为领导应急，不为社会应急。他说：如果发生了突然事件比方说地震，首先请示的就是地震要不要向社会报告，出现流行病，就是流行病要不要向社会报告，如果有人罢工，那么又是这个问题，要不要上报。这个是严格控制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一切信息，特别是最重要的信息，可能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的信息，首先不属于社会，而属于领导。
中国知名作家戴晴女士同样认为，这次非典危机凸显的并不是中国的信息网络不够发达，无法应急，而是中共的意识形态不够先进。她说：应该说从现在的硬件体制，比如说它的通讯网络，这些没有问题。但是它的软体，也就是说，个人服从集体，地方服从中央，由中央决定怎么做，并不尊重每个人的知情权，把真实情况告诉民众，政府作为人民的公仆应该如何反应，这个机制有问题。 戴晴女士说，中共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就建立了控制舆论的传统，所有的传播媒体都是党的舆论工具。中共笃信政权要靠狠抓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她说，这次非典的爆发充份暴露了中共控制舆论导致的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