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近揭露的一连串的腐败大案再次突显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深刻性。美国之音记者木风就这一问题采访了中外专家，系统分析和探讨了中国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特点以及中国政府反腐不力的症结所在。
*反腐败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分析中国腐败现像产生根源的时候，学者们都注意到中国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严重不相适应的问题。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谭慎格认为，中国的法律和政治体系对腐败现像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
John Tkacik: "Corruption in China relies on three things: on inmature legal structure, on vague legal system..."
谭慎格说：“中国的腐败依赖三个东西而存在： 一是司法结构不成熟；二是涉及腐败和贿赂的法律系统模糊不清；三是政治结构没有透明度。所谓政治结构不透明的意思是，政治制度没有为反腐败执法部份提供可靠的保证。中纪委、公安部和国税局也办理一些腐败案件，但很多情况下，反腐败行动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很大。”
中国问题专家谭慎格认为，那些具有强大政治后台的人虽有腐败问题也没有人敢动他们。但是在党内斗争需要的时候，反腐败就成为整肃异己的厉害杀手。谭慎格说：“陈希同的案子就属于这一类。而贾庆林夫妇就是靠着与江泽民的关系而避开了追查。上海周正毅的案子很可能也是上层斗争的产物。”
谭慎格所讲的政治因素在重大的腐败案例中都是显而易见的。根据赖昌星的自述，他的关系不仅遍布厦门、党、政、军、公安、海关各个部门，而且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结成铁哥们，甚至跟许多中央领导人及其秘书都保持密切的关系。据报道，周正毅在案发以后供出了上海和中央的许多高级官员。据报道，甚至江泽民也难脱干系，因为许多问题都和江泽民儿子江锦衡有直接牵连。
*中共与腐败共存*
中共一方面花大力气整治腐败，但一方面又利用腐败和助长腐败。对于这种现像，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异议人士方觉尖锐地指出，由于利益所在，中共反腐败的态度并不彻底。如果彻底反腐败，中共本身也就无法生存了。方觉认为，中共和商界的腐败实际上是一种共存的关系。
方觉说： “一方面它通过商界的腐败，个人收取巨额贿赂，包括他们的子女，亲属以及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形成了一个腐败的受益集团。另一方面它提供巨额贷款和其它便利条件，如廉价地皮，特区经营权，通过政府手段，向私营企业家提供了一些特许权、贷款又使中国经济出现一定的活力”
方觉曾经担任过福建省福州市经委副主任。他认为，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民营企业家通过贿赂中共官员而得到大量资源，这在客观上也有助于经济的增长。经济的繁荣反过来又巩固了中共政权的体制。
*民营企业家的“原罪”*
在这种一党集权的政治制度之下，那些追逐利润的民营企业家攀附权力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小企业家攀附小官员，大企业家攀附大官员。一旦和权力攀附上，民营企业家们就能够获得超额的利润。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流行一个说法，认为每个民营企业家都带有“原罪”，就象基督教里所说的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一样，企业家要做生意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违法活动，走权钱勾结的道路。
对于这一点，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稻葵认为，有些扩大化了。他认为，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地方，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但在沿海市场机制发展较好的地区，民营企业家诚实经营的空间正在形成。
李稻葵说：“在一些内地，如湖南、江西这些地方，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还不规范，民营企业要生存必须和官员搞好关系，要给官员一些好处。但是看看江苏、上海、广东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民营企业已经成规模了，政府的作用和职能已经转变，就是为经济服务，为民营企业服务。”
李稻葵表示，他对经济发达地区考察之后认为，这些地区的民营企业可以不采用那些不正当的手段，按照规矩办事，而把企业经营的比较好。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予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象周正毅、杨斌等攀附权力的大牌民营企业家只是极少数，大部份企业家还是遵纪守法的。他们的一般违规行为和周正毅他们的犯罪行为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多数企业家的违规是跟规章制度不健全有关，不是道德问题。而周正毅等人的行为是明知故犯，是极端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和商业道德的行为，既使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做法也是为社会所不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