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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评论:中间力量的可贵 - 2003-07-11


北京自由撰稿人戴晴就香港七月一号五十万人大游行撰写了第二篇评论。评论反映的是戴晴本人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应该说,这回的“7・1”民意诉求,以及当局──考虑到它专制的本性以党握军权的现实──难得的平和回应,与14年前北京“4・27”游行之后,开明的高层官员顶住本党历来的跋扈,开始倾听民意,颇有相似之处。

有50万人的无声抗议做后盾,自由党的田北俊成了拨动千斤的关键砝码。北京的两位,廖辉与刘延东所代表的,起码不是国安部与中宣部──谁都知道,这是中央集权两鹰犬──的意思。“香港可以自由确定通过‘23条’的时间表和内容”,这一表态看上去平平,但只看新华社对港人的“7・1”诉求只字不提,就知道它有多么重大,决策层对它的认识与处置上的分歧有多么严重。当然廖辉已经不是当年的廖承志,他没有可能像他的令尊那样潇潇洒洒并毫无芥蒂地问“中央有什么屁要放”,但董特首毕竟已没什么犹豫地宣布了延后──这一宣布其实就是北京的意思,也是大家了然于胸的。

共产党当局因为声势浩大的民间压力而改变政策,这在它执政的53年里,极为罕见,从而也极为难得。这情形14年前4月底曾经出现过,激进的学生一绝食,局面立刻向强硬派张好的罗网里掉;3年前的4月也出现过,朱熔基温和的处置,好像给了激进练功者迅猛发展的空间,一通快意之后,“610办公室”成立。

这结局会在香港重演么?看“7・1”之后高官们关上门闷学“三个代表”(统一思想与统一口径),说变局完全不会发生,恐怕过于乐观了。但港人与中央毕竟隔了一层,让董特首下台,也没有像“打倒李鹏”那样刺耳。

其实这回最有利的一点,是和平示威就是和平示威,没有人可望从中大获其利。就算董下台,北京还政于港人,谁当特首仍须公推。这一法制传统保证了香港不容孳生振臂一呼的革命领袖。

如果北京强硬派抬头,拿出1959年对付西藏的一手,以平息叛乱实现对香港的完全控制──不但生蛋的鸡没了,想让台湾就范已经完全没有可能。

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一定把这前前后后都想到了。

六年前,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常常猜想,回归之后,究竟是大陆影响香港,还是香港影响大陆。我一直以为,从制度的先进看,当然是后者;但大小比例悬殊,恐怕难于操作。这回我知道“此言差矣”,因为受了自由与法制沐浴的香港人,包括阿婆与小弟弟,正在教大人物如何在“宪政”下做官。而从廖辉、刘延东的反应看,大人物并非只到董首府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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