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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学者探讨中国三农问题(03年12月15日) - 2003-12-16


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地区的学者和旅美学者参加日前在纽约举行的“中国农村状况与农民身份变迁”国际研讨会。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土地私有化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当务之急和根本;也有学者认为,把农民从中国农村狭小的空间转移出去则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发展战略,否则最好的制度也无济于事。

这次研讨会也叫中国三农问题研讨会。所谓三农问题指的是农村、农民和农业。“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作者李昌平说,中国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概括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研讨会分四个题目讨论,中国农业问题的历史回溯、中国农村的制度问题及制度重建、中国农民的身份问题和中国乡村社会的重建,其中涉及了中国农民向政府的抗争、农民无法光靠种地过日子被迫离开土地、农村土地抛荒现象日益严重、农村能否实行私有制的争论等多个问题。研讨会先由主讲人发言,然后由评论人进行评论。来自中国大陆的四位学者分别是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以土地制度为题发言、中国最大的自由派网站之一“不寐之夜”网站的主持人、作家任不寐对中国的农民问题的来历与去向进行了分析,中央编译局的金雁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与苏俄进行了比较,“黄河”杂志主编谢泳谈了中国村民自治制度的来源。另外还有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李连江教授和澳门大学的程铁军教授分别以中国农村的政治信任问题和中国的户口制为题发言。

*土地私有化肯定是当务之急*

不寐之夜网站主持人任不寐说, 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历来严重。1949年前对农民的剥夺是为了支持军事动员,1949年后又增加了工业化。目前中国农民的主要问题是在经济上给农民财产权、实行土地私有制,在政治上给农民身份和自由,而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的建设,这些问题不应该由政府来管,而是应该由解放了的农民自己来管。

任不寐说:“目前实际上中国的圈占土地,就是政府和一些公司,侵占农民土地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严重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民对自己的这块土地没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中国的土地私有化肯定是当务之急,这是农民问题的根本。”

*政治信任是一大问题*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李连江的演讲题目是“乡村中国中的政治信任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农民对中共的信任度由中央、省、县、乡、村逐级下降,也就是说,对中央最信任,其次省委,而对村一级最不信任。李连江在农村进行了调查,他问受访的农民应不应该对中国领导人进行选举,结果大部份农民都认为不应该。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对这一调查结果的可靠性表示怀疑。胡平认为,调查也许很专业,不是问能不能,而是问该不该,但是被问者可能会把两者混在一起来谈,认为不能的就是不该的,因此获得的大部份结果是否定的。胡平说,中国广大农民当他们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首先面对的当然是地方政府,他们进行抗争的时候总要有个凭借。

胡平说:“如果你不能组织农会去跟政府谈判,那你就要借圣旨了。你就得根据中央什么文件,谁谁谁怎么说的,你只能这么做了。所以这并不表明他们对中央一定很信任的。”

*好制度才能保证农民利益*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王军涛说,应该把中国的农村问题放在一个大的中国历史过程中来看,农村问题的解决涉及到几个问题。首先是如果在现代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不能成功地从农村转移出去,不管是搞民主政体还是别的政体,让农民在那么狭小的一个空间争夺可伶的剩余价值,农村问题将永远不能解决。其次,他说,“就是有一个好的发展战略把农民转移出去,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使转移出去的农民和城里人有同等权利,农民还是一个在中国受害的集团。所谓三农问题又变成了四农问题,再加一个农民工问题。”

*农民重组失败的根源是政治制度*

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旅美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在“中国农村再组织”为题的发言中指出,中国的改革既产生至多2000人的千万、亿万富翁,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数量达到3亿多的庞大贫困人群。中国农民从改革之初的受益者最后成为一个利益被剥夺的群体,原因并非农民、农村、农业这三个被分割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应是一个整体的农民问题。而改革出现了这么多问题是中国农村再组织出现的问题。

何清涟说:“再组织过程需要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几方面去重组,这几方面正好,中国农民的重组过程是失败,失败的根源是政治制度,但是又还牵涉到人口和资源的再配置。 ”

这一研讨会由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纽约市立大学斯泰登岛学院和纽约市皇后区公立图书馆国际资源中心协办。来自中国大陆、港澳的六位学者周末还在法拉盛的皇后区公立图书馆举行了公开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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