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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中国的拉美化倾向(4)(04年9月26日) - 2004-09-26


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多方面的深刻变化。但是一些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和社会未来走向的学者提醒中国决策层,要特别警惕出现贫富对立导致政局动荡的拉丁美洲化倾向。请听系列报道的第四部份:中国拉美化的前景。

*“抗议增长率”和经济增长同步?*

随着中国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越来越不满现状,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据新华社主办的了望周刊披露,去年,中国各地共发生5万8千多起聚众抗议事件,相当于10年前的6倍多。美国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唐纳指出,自从中国政府1993年开始统计这些数据以来,骚乱每年都以百分之9到百分之10的速度增长。

*亚银:近半数人贫困*

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在中国大陆的13亿人口中,有大约5亿8千3百万人生活在国际公认的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两美元,其中更有至少两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连一美元都不到。学者指出,近半数人的极度贫困化使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不同于东亚地区的主要工业化国家。

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亚太问题研究员麦克纳利说:“中国工业的强劲增长远高于大部份拉美国家,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却经历了韩国、台湾等东亚主要工业化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现象,那就是居民中出现的迅速扩大的贫富分化倾向,这种倾向在城乡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乡村贫困是城市危机的先兆*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的《拉丁美洲化的中国》一文指出,中国乡村的极度贫困仅仅是目前危机四伏的城市危机的先兆。生活在城市边缘地区的农民工同时也在社会权利方面成为城市的边缘化居民。他们正在为居住权利、法律地位、以及平等的工作机会、受教育权利等社会福利待遇而抗争。

*拉美化的经济政治含义*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问题资深研究员赫金伯瑟姆认为,中国城市近年来出现以及未来面临的问题已经显露出拉美化的倾向。

他说:“拉美化社会指的是类似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存在的财富和社会资源两极分化的现象。但是拉美化同时也包含政治含义,意味着城市中的富人和特权阶层与贫民和穷人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对立局面。中国城市千百万农民工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使中国不可避免地染上这种‘拉美病’。”

中国大陆的学者也看到了农民工问题的危险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长陆学艺在接受官方媒体采访时指出:“一个亿的农民工将城乡二元结构的鸿沟带到了城市,有人看不清问题的实质,反而说外地人引起犯罪率上升。我们创造了许多‘有特色’的东西,现在证明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中国会不会重蹈覆辙,成为拉美化社会呢?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

*索林格尔:拉美化概念不适用*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教授索林格尔认为, 拉美化的概念不适用于中国。

她说:“拉丁美洲在许多方面都和中国不同,比如说,那里通常都有强有力的军事政权统治,通常都有从事工商业活动并且依附于统治集团的富人阶层。穷人生活在都市贫民窟里,和富人的生活形成鲜明对照。尽管中国正在出现贫富分化,但是我没有看到中国已经出现了这种拉美化特点。”

*程晓农:权钱勾结和城市贫民窟化*

但是旅美华人学者、当代中国杂志主编程晓农认为,拉美化社会的许多特点中国都已经具备,权利和金钱相勾结的腐败现象有目共睹,贫富差别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他说:“所谓拉美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城市贫民窟化。中国城市当局如果不采取强制措施驱逐流动人口,中国早就贫民窟化了,温家宝今年春天曾专门派人去拉美国家考察贫民窟问题,证明中国政府对此是一清二楚的。”

*劳力过剩有扭转之势?*

有关农民工对中国城市造成的压力,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亚太问题研究员麦克纳利认为,最近盛传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现象有扭转的趋势,这对于提高农民工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是一个好消息,可以缓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

他说:“中国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剩余劳动力有可能被用尽。中国正在出现范围极其广泛的工业化现象,而大部分行业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最近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紧缺的现象,这有助于改善农民工的人权状况,提高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从而避免中国出现拉美化的局面。”

但是大部分学者对于农民工地位的改善不抱乐观态度。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问题资深研究员赫金博瑟姆认为,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在个别地区和特定时期,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长远来看,任何工业化进程也难以消化象中国农民这样庞大的劳动力大军。

*有时需用政治手段实现公平*

赫金博瑟姆进一步指出,解决这个问题只靠经济手段是不够的,社会公平有时需要用政治手段来实现。

他说:“东亚国家多年来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发达国家过渡的成功模式,就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非常重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这就是韩国和泰国的模式。中国领导人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开始着手加以解决。但是他们近年来似乎没有象亚洲一些成功转型的国家领导人那样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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