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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7:19 2016年12月05日星期一

构筑中国大陆信息猪圈的二十八块臭石头


**作者按:此文系由2004年12月初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和洛杉矶分校讲演内容基础上扩展充实而成。自去年十二月写起,断续写到今天,三月十日,差不多是四个月,与去年写《讨伐中宣部》的时间完全重合,真是太巧了。这里引用的资料和事实未必特别准确、特别典型,概括也肯定不够全面,希望朋友们读了以后给我提提意见。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信息壁垒(信息猪圈)是最不和谐的一个现象,也是中国社会一切不和谐的总根源。奉建和谐社会之名,而效建和谐社会之力,我们责无旁贷。**

中国大陆对民众实行的严密的信息封锁,我为此感到特别痛心!他们为什么要搞信息封锁?目的显而易见,要愚民,要他们的食物链下端永远这么愚昧和软弱。德国十八世纪的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曾经声讨过当局的愚民行为:“至少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们不应当变得更聪明和更优秀。……我不愿变得更文明,我不愿变得更高尚;黑暗与撒谎是我天生的爱好,我愿使尽最后力量,不使自己放弃这个爱好。……这些人类的敌人阴险无比,比圣经给我们描写的那种敌视人类的东西还狡猾地思考着,盘算着,在最神圣的深处搜寻着他们向人类进攻的突破口,以便把人类毁灭在萌芽之中。”[1]

在我想来,除非我把民众想像成可以宰杀肉食的猪羊,否则我干不下这样狠心的事。可是他们不是猪羊啊,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啊,我们有共同的祖先。你们每年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地祭祀黄帝,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子孙对子孙就这样啊?食物链是永远的,民众永远是统治者食物链的下端,可是下端与下端内涵不一样啊。夏桀殷纣食物链的下端与文帝景帝食物链的下端过的日子能一样吗?隋炀帝的百姓与唐太宗的百姓心情不同,乌干达的人民与瑞士的人民生活完全不一样。所以这里我不忍心用文绉绉的词信息封锁或信息壁垒,而宁肯采用义愤色彩浓厚的词──信息猪圈。有网友说见过我,说我脾气很躁。请原谅,我要反唇相讥了,你脾气很肉,你很麻木,你很迟钝,你很冷血,你很弱智。

那么大陆信息猪圈都有哪些石头砌起来的呢?石头很多,有大有小,是全方位的、无孔不有的,不能尽举,想到多少说多少吧。大陆信息猪圈起码可以分两层,就像过去的城市有城有郭一样,又像过去富人的墓葬,有内棺和外椁。大陆信息猪圈的外郭是一道把中国民众与外国隔绝开的信息壁垒。所谓外国,其实就是西方,不可能是黑非洲,也不可能是拉美。所谓与世界接轨,其实是与西方接轨;所谓全球化,实际上西方化,可是大陆不许这样实际着说,要不实际着说。不然不是太长西方的志气,灭我们的威风吗?不然不是让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做我们的老师了吗?再说我们社会主义优越,逻辑上讲不通啊。

一、构筑中国大陆信息猪圈外郭的十六块臭石头

这道隔绝中西的猪圈外郭有下述几块大顽石构成。第一块是不许西方记者自由进入中国采访。建国后二十多年,中国境内几乎没有西方记者。既没有西方记者,国内把老百姓折腾成什么样也没有人知道。既屏蔽西方信息,所以国内民众谁也不知道西方什么样,只知道除中国人民之外,其他全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援救。实际上,即便是中西隔绝的五六七十年代,大陆上层仍然可以吸洋烟,喝洋酒,仕女用洋货,穿洋装。这些资料你可以在零散的历史资料里面看到。我看《往事并不如烟》,罗隆基被打成右派,还有洋雪茄抽,不是因为他留过洋,是因为他当过林业部长。

改革开放之后,西方记者可以进来了。可是并不是西和西方媒体都到中国来开记者站的,哪些能进,哪些不许进,要经过政治挑选。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媒体不许进来是说不过去的,如《纽约时报》、路透社、《读卖新闻》之类。除此之外,那就看对大陆的态度了,只有那些对大陆比较“友好”的媒体才准许进入。所谓“友好”媒体,实际上是只讲商业道德,不讲新闻职业道德的媒体,或者准确说是新闻职业道德让位于商业道德的媒体。它们首先考虑的是在大陆扩大其覆盖范围,如果一定程度上做大陆官方的应声虫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不妨就做一把应声虫。进入大陆的海外中文媒体基本上都要过这道良心关。香港媒体最有代表性,捧大陆官方臭脚越下作,在大陆就越有发行空间,那些对大陆官方持批评态度的香港媒体进入不了大陆。

美国之音勉强可以在大陆设记者站,自由亚洲电台就不可以。自由亚洲电台一位记者,中国南通人,曾写过一篇大陆报导,批评了外交部某位官员,被划入黑名单。父亲病重,申请回国探望老爹,睚眦必报的家伙们终于得到一个可以施展报复的机会。折腾一个多星期,人可以入关了,可到家老爹早咽气了。这桩个案,不仅违背起码的新闻文明,记者本来就不是专职吹喇叭的,更不是全世界的记者都是为你吹喇叭而成此行当,而且摧残了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伦理亲情。在这帮家伙眼里,真的是无所畏惧,人类文明准则狗屁都不是,传统的亲情更是一文不值。他们不仅是人类文明之敌,也是民族文化之敌。所有能够被绑架的东西,从广袤的领土,到巨大的商业定单,到传统的伦理亲情,都被他们绑来用作伤天害理。有人说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绑架了整个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教,我说中国的一切,从物质财富到精神文化,都正在被要挟,被绑架。

外国记者能进大陆,那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多的考验还在后头。大陆信息猪圈的第二块顽石就是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必须件件都要打报告写申请。驻北京的记者,不能随便出京采访,要采访什么必须向有关方面申请。如果出京采访,必须有地方外事办工作人员陪同。总之,按规定,你没有任何自由采访的余地。采访突发新闻也要申请吗?当然。这个规定显然并不现实,许多新闻特别是土法新闻是容不得层层打报告写申请的,因而外国记者实际上并不完全按这个规定行事。一般说来,如果采访正面的、不太有时效性的新闻,他们就会打报告申请采访;如果欲采访负面新闻,只能“偷偷摸摸”,违规行动。按道理说,既然一项规定不现实,那就快点改呀。不,人家不改。如果不现实就马上改,怎么才能体现我官僚主义呀,怎么才能体现我逆潮流而存在呀。

一位日本记者告诉我,前不久他去江西瑞金采访,一切按规定行事,向瑞金政府外事办申请。外事办答应了他的采访要求,他高高兴兴去了。结果,外事办狮子口大开,采访五天,收费八千元人民币。每天有三个外事办的官员陪他一个人采访,只能在瑞金城里瞎转悠,乡下还不能去。更近一些时候,大约是我们这次谈话前的一个月,他想去河南开封采访刘少奇的遗迹,好像一个纪念馆开张了,他想去看看。人到郑州,省外事办告诉他,这个纪念馆没有开张,不能去。他想,既然到这里,不能空手而回,不开也去看看,于是就决定游客身份去一趟开封。到开封一看,纪念馆一直开着张呢。堂堂正正的省直政府机关,怎么可以这么骗人呢?

你瞧,有资格在大陆设立记者站的外国媒体,在中国采访有多麻烦,多窝心。《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2]你外国记者想“不论国界寻求消息”,去美国可以,去中国,对不起,不可以。

还有一个与外国记者和外国媒体相关的问题是,这些驻中国的外国媒体,不得聘任中国人做它们的正式雇员。也就是说,中国人不得在驻中国的外国媒体机构里做正式记者,只能做辅助性的工作者人员,没有采访新闻的权利。

第三块顽石是把大陆分为开放地区和非开放地区,开放地区外国人可以进,非开放区外国人包括外籍华人都不能进。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当然都是开放地区,河南的爱滋病村当然都不开放,一家人只有一条可穿的裤子的地方,生了孩子没东西包扎、直接埋进灰窝里吸干的地区,外国人是不能进的。我们知道,越是贫穷落后的人们越需要外界知道他们、关爱他们、帮助他们啊,可是你需要,他们“有国者”不需要,他们需要脸面。殊不知,对外国人封锁贫穷落后地区之举本身已经是最可耻、最愚昧的行为,因而也是最伤体面的政策。“一国两制”被说成是最伟大的思想,是邓小平的首创,实际上这是我们的国糟,一点都不伟大,我们到处都在玩两制啊,城市和农村一分为二,不是一国两制吗?开放区和非开放区也是一国两制,港澳与大陆的两制只是简单的顺延而已,生在大陆的傻子都能想到这个招数。在贫穷落后的地区,见人时脸上搽着粉,点着胭脂,不见人时土坷拉擦屁股,一个身体还两种待遇呢,所以一国两制是非常普通的主意,一点都不伟大。

隔绝中外的第四块顽石是干扰外国电台。改革开放以前,境外一切电台,包括欧美、台湾、香港电台,都被称为“敌台”。大陆民众收听这些电台叫做“偷听敌台”,那是吓死人的罪名,跟“美蒋特务”差不多,一听就叫人心惊肉跳。改革开发后,不叫“偷听敌台”了,听者不被治罪了,但是采取技术干扰,让你听不清楚。

这种手段,越想越觉得下三烂,越想越觉得可恨。干扰外台的中国人,与收听外台的中国人,都是一样的人,都是成年人,都是具有法定行为主体能力的中国人,都是具有同等辨别是非能力的人,你有什么资格不许后者收听呢?你有什么权力决定他们哪些可以听、哪些不可以听?你比他们聪明吗?你智商更高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你是统治者,他是被统治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什么关系?是不许他自由收听信息的关系吗?如果是这样的关系,你不是赤裸裸地把他们当成猪羊一样圈养吗?在你眼里他不就是猪羊供你吃肉、喝奶吗?如果是这样的关系,你不觉得你的这种统治是当今时代最野蛮、最落后、最愚昧的统治吗?而最野蛮、愚昧的统治术难道不该或主动抛弃,或必然被唾弃、被埋葬吗?

大陆信息猪圈隔绝中西的第五块顽石是卫星电视出现以后,大陆又开始封堵卫星电视。广电部曾有明文,四星级以上宾馆和司局级干部才可以收看境外卫星电视。等级制真是深入骨髓!人人平等是全方位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息面前也是人人平等的。由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喊得太久,所以不会再制订一项按级别区别对待的法律,可是信息是个新玩意儿,一出手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就露出尾巴。

第六块顽石是国际互联网出现以后,又开始封堵互联网。封堵互联网之法具体有多少,我不确知,我知道的起码有四种:一是屏蔽一些境外网站,让你上不去;二是过滤掉一些关键词,让你看不到相关的信息;三是随意关闭国内一些网站,像不久前的北京大学“一塌糊涂”网站;四是随意干扰电子邮件通信的自由。在美国上网,什么网站都可以上去,什么关键词都会有回应,真是觉得“新旧社会两重天”。难道中国天生就这个德行吗?我不相信!她会变的,她一定要变,她一定得变。

2004年12月21日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一条新闻,说“北大警告学生不得在境外网站论政治”。消息主要内容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名学生因为登录境外中文网站多次,遭学校网站老师警告。该名被警告的学生表示,他与北大负责网络管理的老师并不相识,但上月,该名老师竟然叫出他的名字,并警告他说,不要以为在互联网上说甚么都行,因为学生的一举一动都在学校监督之下;还明言,他不应该再关心政治,不要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而耽误了前程。该名被警告的学生起初并不为意,继续登录境外中文网站。结果,班上的老师直接在课堂上点他的名。上周,他再次登陆境外中文网站,翌日,他被叫到学校教导处,被教导主任严重警告,并威胁他说,若再屡教不改,将开除其学籍。有关北京大学监控学生使用互联网的消息并不罕见。今年九月,北京大学学生讨论区‘一塌糊涂’,在发布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官员腐败情况的内部文章后,被校方勒令关闭。此事引起校内老师和学生的关注。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更发表致北大校长的公开信,指责校方的做法。不过,‘一塌糊涂’讨论区至今仍未解封。”

这条新闻说明,网络警察也是封堵互联网的重要手段。更可怕的是,每一个网络管理者,哪怕是大学里负责网络管理的老师,都自觉不自觉承担着网络警察的责任,成为看管和控制他人精神世界的黑手。网络管理者全员成为网络警察,正如新闻从业者全员成为新闻检查者。

这个猪圈上的第七块顽石是海关,禁止携带他们认为敏感的任何出版物入关。这次从美国回来,入关的电子显示屏上出现的入关须知,我扫看一眼,没看仔细,好像没看到关于出版物的信息,最起码写得不突出。可是据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却是你携带什么出版物是他们最关心的。还是那句话,你有什么资格决定我能看什么书、不能看什么书呢?用马克思《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里的话,除非证明你比我更聪明,更知道美丑香臭。试问你敢说这个话吗?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初成立时,台湾几位新闻传播学老教授给该院捐赠一批图书,揆诸常情,这该是一桩美谈吧?可是大陆这地方邪得很,美谈能自然变成丑谈,这批赠书在海关滞留了大半年一年的样子,才到达目的地。人家好心好意捐书,你大陆把人家当贼,把人家当驴肝肺,不是成心伤人心吗?你海关一本一本翻,能翻出什么大毒草来?也许根本就没翻,只是放在那里,以在海关滞留时间之长,表明他们审查之严。什么都与世界接轨,为什么不能在这方面接轨呢?树立良好的国家形像,天天挂在口头上,实际上各个职能部门时时处处都在糟践国家形像。

三月十日这天,我收到香港明报出版社寄给我的样书《回望农民》20本。书装在一个非常结实的纸箱子里,可是箱子却被撕开一个大口子。显然,里面的书被检查过。那个口子值得推敲,不是刀子割开的,不是剪刀剪开的,是用手撕开的。要撕开它是非吃力的,别说是人,就是野兽也不容易把它撕开。如果用刀剪,就很容易。那么为什么不用刀剪?我想是畏惧吧,宪法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所以不敢用刀剪。可是又特别“好奇”,怎么办?就在宪法与“好奇心”之间搞平衡,用手撕开,冒充野蛮装卸所导致。明知这不是文明社会的行为,还要这么做,这是最可悲的。明知什么是人的行为,却偏偏抛弃不开禽兽的手段,就像吸毒者明知吸毒是错的,却戒不掉一样。中国到处都是这样的非理性存在。你们就不能别对人家读什么书、想什么事那么“好奇”?入关时,检查人员要看电脑里都是什么东西;抓了余杰、王晓波等人,要把电脑里的东西拷贝走。你们怎么对人家的心灵生活那么“好奇”?既然如此“好奇”,怎么不拿出搞两弹一星的劲头,搞一项技术攻关:在人头盖骨上开天窗,然后可以趴在“窗口”往里看个一清二白?堂堂的一国之政府机关怎么可以这样卑鄙无赖?

第八块大顽石,是严格限制订阅外报外刊。大学图书馆本是信息蕴藏量最丰富的地方,可是事实上那里的外报外刊极其有限。有心人不妨做个专题研究,看看大陆大学图书馆里订阅外报外刊的情况。即便是北京大学这座中国最好的大学里,它图书馆里订阅的外报外刊也少得可怜。北大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里,香港、台湾的刊物只有十来种,可能不足十种,《明报月刊》、《开放》都没有,《动向》之类就更不会有。我相信其他大中专学校里会更少,中专学校很可能就没有任何境外报刊。

大陆什么级别的单位能订什么级别的境外报刊,是有明确规定的,普通个人不能订阅外报外刊。1996年,我到《中国文化报》工作,报社阅览室里订有《明报月刊》。1997年,发现不订了。问为什么,管理员说,香港回归以后,订阅《明报月刊》的单位级别提高了。我们报社是司局级单位,现在不行了,必须部一级单位才可以。我继续问为什么,管理员说《明报月刊》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态度不能令大陆满意,所以提高了它的订阅级别。级别越高,订数越少,影响力越小。我相信这个解释是确实的。一直到2001年我离开文化报,再没见过《明报月刊》。

大陆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几乎没有见过外国大报什么样。2004年上半年,有一次一位法国驻北京记者说,他们订阅的一些英文报纸,看过了可以寄给我一些,让学生们看看那些世界大报什么样。我说这是好事啊。收到两次之后,他们说再寄的报纸总是被退回,说查无此人(焦国标)。其他邮件都能正常收到啊,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事实。想来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邮政上的,每次一大包,送到我的单位,怪累人的;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我给学生们分看的外报可能惊动了某些人,索性指示邮局,查无此人,退回完事。第一种原因可能性极小,第二种原因也无从证实。无论是哪个原因,我都非常难过。本来是出于让学生们增长见识,新闻学院的学生嘛,外报都没见过,学什么新闻,到头来却落个“查无此人”。

第九块臭顽石,是国际长途费用奇高,以高额长途电话费阻断中西。中国打往美国的电话,费用极高,比美国打进来还高。我刚刚(2004年12月31日)咨询过,中国打往美国的电话是每六秒八角钱。可是美国打往中国的电话每分钟才几美分。打进打出是同一条线,而且中国人的收入与美国又不成比例,为什么会这么高?就纯粹的经济角度看,中国国际长途基本还是垄断行业,缺少竞争,价格居高不下也可以说得通。可是看了李希光的《新闻学核心》一书,对中国国际长途的高价现像我有新的领悟。该书中说,大约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陆还严格控制复印机的销售,不是谁都可以购买复印机的。据北京大学一位教授讲,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各学院不得购买传真机,全校只有学校宾馆有一部传真机,收发传真都得跑到那里去。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扩大信息传播的速度啊!看到这里,我特别心惊。一个社会怎么可以这样敌视信息传播?太可怕了。朝鲜的收音机只有一个频道,最近又有新规定,民众不准用手机了。去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古巴抓一个美国外交官,为什么?他卖收音机给古巴人。数百年前,谷登堡用活字印刷《圣经》,教会打压。更早几百年,基督教世界有人用阿拉伯生产的纸张替代羊皮纸抄写《圣经》,也被罗马教会限制。为什么?信息传播成本降低,信息垄断就不易了啊。大陆国际长途价格居高不下,是不是出于类似的目的呢?是不是几百年前欧洲天主教教会拒绝活字印刷的借尸还魂呢?

除了以高额电话费阻断中外之外,大陆还设置另一个电话障碍阻断中外交往,就是境外来电不显示号码,或显示的号码经过了转换,你根本不可能根据境外来电显示的号码回拨。境外来电,在手机上通常显示为“受限制号码”,在座机上显示的是经过转换的号码,只可以境外打进来,你想拨回去是不可能的。你们狗日的有什么权力限制这些号码?

第十块顽石,是出版社严格审查外版书。凡是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外文书籍,都是经过严格的意识形态把关的。有神论的书不翻译,不买马克思主义账的书不翻译,反共产主义的书不翻译,暴露大陆问题和罪恶的书不翻译,肯定西方文明的书不翻译,诸如此类。只有用人类全部的知识财富丰富自己,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是大陆官方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可是我们都知道,《圣经》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然而直到今天,大陆过去五十多年出版的几十亿册书里没有一本是《圣经》,几十年千千万万个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没有卖过一本《圣经》。简直是骇人听闻!简直是罪该万死!由此足见大陆官方意识形态挑食挑到什么程度,足见他们说得是多么动听、多么通情达理,而实际上又是多么愚昧昏庸,不可救药。

仅以《圣经》在中国的命运论,大陆这五十多的意识形态比清末慈禧太后时候还封闭,还落后愚昧和反动。慈禧太后时候《圣经》可以在中国自由流通,慈禧太后六十大寿那一年她本人还接受过一本由全国女性信徒募捐特制的作为寿礼的《圣经》。慈禧太后比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官员心胸还要宽广、开明!中国大陆学术界没有争鸣,思想僵化,近“亲”结婚,兄弟姐妹“私通”,致使所谓的学术著作出一本是个怪胎,再出一本是白痴,谬种流传,品质退化,弱不禁风,永远不可能生出一本周周正正、在国际学术界拿得出门的学术著作。

即便是严谨的西方学术著作,翻译过来时也要在前言里交代一句,要读者有批判地阅读云云。我手头就有例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每一本书前面都有一页《出版说明》。其中写道:“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十年后商务印书馆的译着仍然有类似的话。1993年第一版,2001年第三次印刷的《武士道》,日本新渡户稻造着,张俊彦译。在汉译序言中有一段话:“由于本书是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写出来的,其中有些观点不免有过时之感,同时,由于作者本人的立场所限,有些观点也很值得商榷。这是希望读者们注意的。”[3]出版者或翻译者一定要这样在序言里“打预防针”或“喷药消毒”的。或者也许他们根本不认为有病、有毒,可也要这样走一下形式,表一个态,这出版和翻译才安全。

实际上这样的交代难道不是画蛇添足吗?“时宜”、“过时”、“立场”、“商榷”之类说辞,不是自然而然的吗?谁和谁能完全一致呢?此刻的你和彼时的你也不会完全一致。再说,过时不过时,立场不立场,商榷不商榷,糟粕不糟粕,都是读者的事,与你出版者和翻译者何干?用得着你们提醒吗?《武士道》原以英文写成,1899年在美国出版。我手头这本汉译本系由日文翻译而来,日译序言里就没有这些浮赘悬疣。出版者和翻译的职责就是译好、出好书,至于读者怎么看作者的观点,那不是你们的事,不劳你们费词。可是长期以来,大陆的出版者和翻译者就是这么咸吃罗卜淡操心,不厌其烦,一定要跳出来提醒读者,告戒读者。否则他们就可能自认为没有立场,或被书籍检查官认为立场有问题,就可能惹麻烦。这是企图控制读者思想的一种体现,就像人类尾骨是猴子时代的遗迹。

图书进口也严把意识形态关,有神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不拍大陆政治马屁的书,肯定不会进口。

第十一块顽石,是不许中国公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这条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完全是非理性的传统在作怪。国家领导人可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官员有时也可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普通人却不行,除非那外国记者采访的是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可惜外国媒体不是大陆的机关报,他们不会完全按你的笛音跳舞,外国记者向大陆民众采访的内容通常是负面信息,因而外国记者一接触中国普通民众,官方就本能地竖起耳朵,扎煞着手,准备打压、封口和事后算帐。久而久之,中国民众几乎不敢接触外国记者,避之如瘟神。不仅是中国普通民众,即便是高级知识分子也都闻外国记者电话而悚然,不敢轻易接受采访。据一位法国驻京记者称,中央党校外事办甚至规定该校学者一律不得自行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外国记者是魔鬼,他能把你们的人活剥了?美国之音驻香港的一位记者告诉我,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不敢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任何话题的采访,说这是清华大学的规定。我为清华大学感到悲哀。

第十二块顽石,动辄以泄露国家机密或煽动颠覆政府的罪名,传唤和抓捕那些自由写作、自由表达的中国作家和记者。最近的例子如《纽约时报》的中国雇员赵岩被抓,自由作家刘晓波、余杰被传唤。

隔绝中外的第十三块臭石头是中国外交部比中宣部的“觉悟”还高,意识形态甚至比中宣部还要敏感,它严格审查境外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领域,凡是它认为对中国“不友好”的学者,拒绝签证入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的教授林培瑞先生,哈佛大学中国史博士,美国汉学家中屈指可数的中国通。1972年,中美“乒乓外交”时,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担任中文翻译的人就是他。1989年年六四期间,林培瑞出任美国科学院中国办事处主任。据说严家其先生就在他的帮助下,逃到美国使馆的。有的人说得更具体,是他帮严拎一个包。后来他是《天安门文件》的三名编辑之一,由此被中国外交部列入拒绝入境的黑名单。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先生,也是三编辑之一,也是外交部不予签证的黑名单中人。另有一位美国教授,名字忘记了,2000年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筹备组曾邀请其来中国参加该院的成立庆典。报告打到外交部,经过外交部“政审”,发现该教授“对我不友好”,不予批准。不仅如此,外交部认为邀请这样的学者来中国,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就因为这个原因,或者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北大新闻学院被推迟一年成立,成立时再不敢邀请外国学者。后来据说这是一个冤案,是一个误会,该美国教授实际上并不像外交部掌握的那么“坏”。2004年12月我到纽约时报社拜访该报著名专栏作家、中国问题专家吉思道先生,他告诉我使馆拒绝了他的签证申请,因为他最近写的专栏文章“有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一位教授写了一部学术著作,外交部却要拿去审查,一审竟审了一年多,书中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许多论述已经失去时效,变得毫无意义。这简直就是践踏学术,蹂躏学者!

“新中国”的外交官,简直不如清末的外交官开明和文明。那时的外交官写过不少文章,向国内介绍驻在国的长处,鼓吹借鉴西方文明;“新中国”的外交官谁写过这样的文章?起码我几乎没看到过。他们是当今中国被过份敏感的、畸形的政治意识形态污染最重的一个职业群体。外交部本应是最开明的部,外交人员本应是最应具有“向洋看世界”心态的人士,可是在中国则相反,他们比中宣部还更“讲政治”,更抱残守缺、闭目塞听,甚至更反动。所以当初《讨伐中宣部》出笼时,就有北大教授说:中央各部该讨伐的实在太多,像外交部难道不该讨伐吗!

隔绝中外的第十四块臭石头是不许海外流亡者回家,有些流亡者国内的亲人也不许去海外探亲。这些流亡者据我在美国的感受,实际上是两个群体:一个是民运人士,一个是法轮功练习者。他们申请回国,或者不被允许,或者入关就抓。

第十五块臭石头,宗教隔绝。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外来宗教,1949年以后,无神论的中国就斩断了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与西方的联系,实行所谓自传、自养、自治的“三自”政策。“三自”的结果是,起码在改革开放以前,各地当局撒着欢儿地毁坏教堂,迫害教徒,西方的“兄弟姐妹”谁也说不上话、帮不上手。在我早期的记忆里,基督教都是神经病,不是被迫害成神经病,就是社会上把他们歧视成神经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外祖母皈依基督时,起码在我当时生活的地区,对信徒的歧视和迫害还很厉害,资格老一些的信徒动辄就被派出所抓走了,仿佛就像猫抓老鼠一样简单而天经地义。

第十六块臭石头,一些非政府组织,特别是以推进人权为志业的各种非政府组织,被拒于中国国门之外;甚至是联合国要求各成员国应尽的义务,比如在每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向本国人民,特别是在校学生,宣传人权思想这样的义务,中国政府竟胆敢几十年里一点都不尽。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有一个世界人权日,我也是在2003年前后偶然查阅《世界人权公约》才知道,这个世界性节日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确立下来的;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各成员国有义务在每年世界人权日期间宣传这个节日。可是我读了二十二年全日制的书,活了四十岁,学校和新闻媒介从来没有宣传介绍过这个节日。禽兽统治人类,才拒绝向人谈人权!

二、构筑中国大陆信息猪圈内城的十二块臭石头

上述十六块臭石头构成中国信息猪圈的外郭,把中国与外国隔绝起来。下面谈中国信息猪圈的内城,其功能是把中国民众与中国媒体隔绝开来。这个信息猪圈的内城第一块最宏观的臭石头就是新闻媒介国有化。中国所有的新闻出版机构都是国有的。三大传统媒体,报刊、电视和广播,都是国有的,出版社也都是国有的。第四媒体国际互联网有非国有的网站,但是没有采访新闻的权力,还不算是真正的新闻媒体。2004年12月,《新京报》刊载一条消息,说中国将出现一个民营电视台神州电视台,挑战中央电视台独一的局面。中国广播电视局马上出来辟谣,说在中国,民间开办电视台是非法的。官方拥有一切新闻出版机构,也就封锁着与官方观点不一致的一切信息的出口。

第二块最宏观的臭石头是党控新闻媒介。从人事权上,任何主流新闻媒体的社长和总编,都必须是共产党员,都必须经过宣传部和组织部考察和任命。中央级媒体的社长和总编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组织部考察任命,各部委和各地方媒体的社长和总编辑,由各部委和各地方党委的宣传部和组织部考察任命。西方记者不理解为什么中宣部对新闻机构的控制那么有效,金正日来华,中宣部说不许发消息,全中国没一家媒体敢发一个字;等金回国了,中宣部说可以发消息了,于是铺天盖地中国媒体都报导说金正日前两天来了。来时不报,走了疯报,这是新闻的品格吗?与其后报,不如根本不报。还有汉源事件,境外媒体都在热报,可是中国大陆的媒体真叫滴水不漏,没一家吭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说,这很简单,因为中国新闻媒体的领导人都是一级政府官员,你说政府官员的行为特徵是什么?当然是惟长官的意志是听了。他们问,有时中国的媒体为什么也会做一些出格的报导呢?我说那是因为长官的手还没有伸到那出格的地方,即便长官一手遮天,有时还有指头缝漏风。有一点确定无疑,只要宣传部明确说某事不许报导,就绝对不会有媒体去碰它,那是绝对令行禁止、其应如响的。所以你要问中国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新闻自由的发展程度如何,我说,就中宣部命令不折不扣的权威性而言,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与文革时,与战争年代,与军事战场上一样,没有自由。国有和党控的必然结果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消息,只有他一张臭嘴对民众聒噪。

第三块臭石头是一旦发生负面新闻事件,从警察系统到各行政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封锁事件发生地,把新闻发生地与各地赶来采集新闻的记者们隔绝开来。记者到不了事发现场,采访不了位于前列的当事人,就只能放弃这条新闻。据一位法国记者朋友说,汉源事件时,他以访友的身份前往汉源。当地武警提着冲锋枪围追堵截他,把他扣在汉源县公安局一个晚上。莫说是外国记者,就是中央电视台记者,遭遇地方官方封锁消息的经历也是家常便饭。重庆万州事件、四川汉源事件,官方还采用阻断电话、手机、手机短信等方式,构筑信息围城。

第四块臭石头是新华社通稿。一旦发生重大新闻或敏感新闻,全国各媒体一律采用新华社通稿,各媒体不得使用自己记者采写的新闻稿。新华社一家捏造新闻或扭曲新闻,全国媒体都要跟着捏造和歪曲。新华社一家打定主意欺骗全世界,全中国就没有一家媒体能做到真实。这看不是封锁,实际就是封锁。那么新华社捏造和歪曲新闻的概率有多少?看看新华社的历史就知道了。大跃进放卫星时新华社做了什么?“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中国农民时,新华社发过一条饿死人的新闻吗?新华社发布过一张饿死人的新闻图片吗?远的不说,说近的,法轮功练习者遭受的酷刑,冬天冻死在伟大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的上访者,新华社发过一篇消息或一张新闻图片吗?这样的新闻通讯社,我呸!

第五块臭石头,出版社严格审查书稿。大陆一本书能不能出版,第一重要的是政治上正确不正确,只要政治上没问题,无论什么烂脏玩意儿,总能找到出版社。可是如果你政治上“有问题”,不管你的著作学术含量多高,思想含量多大,也不管你怎样努力,磨破嘴,跑断腿,都不会有出版社敢接你的书。政治上正确不正确也没有一定标准,完全是出版社编辑根据各自的感觉。我在大陆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言论集,没一本是我的“亲儿子”,想起来本本让我恶心。为什么?出版社编辑把你的书稿抽得、删得面目全非。否则不出。结果是书虽然出来了,可那书被强奸凌迟得连你自己也不疼爱它了。解放军后勤部一位朋友,工作之余写作言论文章,一部25万字的书稿,出版社给他又抽又删,最后只剩下十二万字。对这样的出版机构,他感到愤怒和绝望。

或者即便是你的著作政治上没问题,但是只要你这个人因某篇文章被中宣部盯上了,划入另册,就休想再出版你的著作。笔者本人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2004年初我有两本书被天津和上海两家出版社相中,都签了出版合同,可是因为《讨伐中宣部》,出版社都毁约了。这两本书都没有任何政治问题,一本是《回望农民》,是我近年写的为农民吆喝的言论集,几乎都在大陆报刊上发表过,另一本是关于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的影视剧本。另有我的两本言论集,也是原定2004年出版,全都泡汤了。

第六块臭石头,大陆出版机构还有严格限制书号一说。新闻出版署统一掌管每一家出版社的出书数量,假如2005年给你这家出版社五十个书号,一个号一本书,出不够五十本书可以,出五十一本却决不可以。过去给你出版社五十个书号,具体出什么书,出版社有一定自主权;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五十本是什么书,书名和大致内容要上报新闻出版署,经其审查同意之后,方可出版。这意味着出版审查、信息控制更紧了。据2005年《新京报》丁东先生的文章《给优秀图书弹性的出口》,“不少出版社一到年底就为书号不够用发愁,有些书因为没书号只好推迟出版,有的出版社乾脆对编辑实行经济责任制,要求用书号创收,一些读者面较窄、专业性较强的书稿,学术价值再高出版社也不太愿意出,除非交很高的赞助费……虽然明令禁止不许买卖书号,但出版社和民营书商的合作一直存在”。

有学术价值而没读者的书,尚可以交赞助费出版,可是有思想价值且肯定也有读者的书,却是无论交多少赞助费也没出版社敢接你的活儿。书号本就是一个数字,而天下的数字是无限的,因而书号本来也是无限的,可是在大陆图书出版界,天地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数字也被用来限制和钳制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处于前锋地位的出版物,真是天理不容。

第七块臭石头,大陆各单位的档案资料高度保密,许许多多的历史真相被官方有意遮盖。而且从图书馆到各单位的档案室,对于查阅档案资料的人的身份和资格都有严格的要求。如果你不是专业研究者,就很难被提供查阅有关档案资料的方便;或者你不到某一专业职称级别,就享受不到查阅某一类图书资料或档案资料的权利,等等。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就严格限制北京以外的读者的查阅范围,对低学历的读者也有许多歧视性条款。这个号称国家图书馆的地方,历来以敲诈勒索的手段盘剥读者而知名,它的复印费一页五块,而世面上只有几分钱。

第八块大石头,大陆各图书馆负责图书采购的人士,也都有值得信赖的政治敏感性。2005年1月3日《新京报》刊载徐友渔先生的文章《国图软件比硬件重要》,“我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图书馆,和国图、北大图书馆一道被称为北京社会科学图书馆的三大重镇,但我几年来研究西方政治哲学,几乎全部英文书不能借到,全靠我自己在国外购买。举两个例子:罗尔斯的原著,我在本单位一本也没有借到过,马克斯*韦伯再经典不过了,现在每个大书店都摆着中译本,但我院图书馆大半没有;相反,唐浩明的《曾国藩》,以及许多内地作家的小说,除了内地版,还有港台版。我们知道,港台书贵得多,为什么要这样使用采购资金呢?”西方思想政治经典著作,能少办就少办,省下钱来正好可以多多采办垃圾出版物。在一个谈正义就是罪过的时代,罗尔斯的《正义论》之类那就是教唆犯罪,怎么可以采办这样的出版物。

第九块臭石头,中宣部明确限制某些题材,这些领域不能碰。比如影视制作单位不得摄制西洋传教士题材的作品。汤若望是明末清初非常伟大的一位来华传教士,我偶然读到他的传记,被他一生的传奇经历所感动,决定将其生平写成影视剧本,摄成影视剧,以传扬其美名。可是写好才发现,这样的题材犯忌。拍摄影视作品不行,出书是可以的;可是因我写了《讨伐中宣部》,我出书是不可以的。书不犯忌,可作者又犯忌。

媒体对一些历史信息的报导也受中宣部严格控制,哪些历史问题不能提,哪些历史旧帐媒体不能算,中宣部都有要求。即便是学者研究,也受到限制。比如你的研究课题如果涉及敏感的历史问题,你就接触不到第一手的资料,你申请不来研究经费,你的研究成果出版不了,等等,造成事实上的信息封锁。学术研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做指导,科研项目必须政治正确,而且事实上分成三六九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是特级学术研究项目,科研经费多多。在这些特级课题里,你越是在什么也没有的地方煞有介事地弄出些似是而非的学问,你就越受青睐,越享实惠。一些学术领域禁止“生育”,另一些学术领域则实行“生育刺激”,人为地制造学术生态的失衡。

第十块臭石头,用专家学者误导公众。大陆信息控制越来越专业化,他们深谙传播学上的二级传播理论,即舆论领袖的导向作用,一有大事发生,媒体即组织专家、学者点评。专家点评当然是无辜的,有辜的是只许用一个声音点评。有立场也是无辜,有辜的是只能你有立场,别人不能有立场。这样做的结果是封锁了不同的信息,钳制了受众的思想。在许多国内国际重大问题上,中国受众几乎成为白痴甚至罪人,像为恐怖主义叫好,为9*11拍手称快,就是证据。

第十一块臭石头,大学本来是自由论学的地方,可是大陆各大学的学术活动也都被严格控制,必须层层打报告。学生自己组织小范围的学术探讨,也要团委、党委地层层审批。在美国的几所大学巡回演讲时,我问他们这些演讲是否也要审批。他们告诉我,根本不用任何审批,都是学生一张罗,找个场地,发个消息,然后演讲者准时一来,就是一次演讲。可是在中国大学里,这种做法是“非法的”,事后会受到指责和批评。

第十二块臭石头,是严格限制印刷企业的资格。在中国大陆,印刷企业属于特殊行业,除了接受工商行政管理之外,还要经过公安局批准才能营业。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工商局、文化部、轻工业局和公安部,都是印刷企业的管理者。凡是能造成文字扩散、传播的工作和业务,诸如排版、印刷、装订、复印、影印、油印、誊写、打印等等业务,都归属于印刷业务,都要接受上述部门的管理。任何一个部门认为你的工作有问题,都能轻易导致你关门。对承印报刊和图书的印刷企业要求更为严格,必须有省级新闻出版局颁发的业务许可证。当年共产党地下发行《布尔什维克》,封面印刷成《少女怀春》。而今,谁如果再想钻这些被当年共产党钻过的空子,是不可能的,全给堵上了。

三、中国大陆信息猪圈的本质和目的是什么

前面也有所提及,中国信息猪圈的本质是把人不当人,把人当畜生;把人不当人的人也不是人,把人当畜生的人,自己首先得变成畜生,否则干不出来这活儿。人类显然不愿意畜生更聪明,因为畜生更聪明了,人对畜生的地位就会发生动摇。那么怎么才能保证畜生不危及人类的地位呢?让它们永远愚昧,永远什么也不知道。信息猪圈就是使人什么也不知道之举,因而也就是以待畜生之心待人之举。这样的人还是人吗?构筑信息猪圈的目的是要把中国搞成一个无菌环境,准确说是要把中国搞成只有一种毒菌生存的环境,务必要让这种吃人的毒菌吃独份,并且永远吃独份;要中国老百姓只被一种毒菌吃,并且永远只被一种毒菌吃。

费希特说:“任何把自己看成是别人的主人的人,他自己就是奴隶。即便他并非总是果真如此,他也毕竟确实具有奴隶的灵魂,并且在首先遇到奴役他的强者面前,他会卑躬屈膝。”我要说,任何把民众当成牲畜一样企图永远愚弄他们的人,他自己就是牲畜。信息猪圈的本质就是把人当成牲畜,而殊不知把自己的同类、同胞当成牲畜的人,自己也已堕落为牲畜。“谁受到欺骗,谁就是被当作单纯的手段。”“人可以利用非理性的东西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但是却不可利用理性生物(人)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他甚至不可利用理性生物作为达到理性生物自身目的的手段;他不可像对待无机物质或动物那样,对他们施加影响,以致不顾他们的自由,而只是利用他们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不可能使任何一个理性生物违背自己的意志,而成为有美德的、聪明的或幸福的。”[4]

现在人类最前沿的文明甚至已经把动物都当成亲人看待,而你们却把作为理性生物的国民当成食物链下端,确保他们永远愚昧无知下去。然而“人类可以放弃一切,……可以剥夺人类的一切,只是无法剥夺人类完善的可能性”。企图剥夺人类完善的可能性的人,将因此得到报应。

费希特还对当时的学者放弃自己的使命表示愤怒和谴责。他说他们“既不重视正义,也不重视非正义,既不重视神圣的东西,也不重视渎神的东西……(他们)丧失了对于正义和非正义的任何理解,……把贤明变成谋取自己利益的狡计,把职责变成他们满足他们贪婪的手段,……(他们)在屈辱中寻找自己的高尚,在羞耻中寻找自己的光荣,……本来应当成为民族的教师和教养者的人们,沦为甘愿败坏自己的奴隶,本来应当对于自己的时代发出明智和严肃的声音的人们,谨小慎微地听命于最专断的愚蠢和最专断的恶行所发生的声音……他们丧失了最后一点预感能力。”“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那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5]

费希特在《向欧洲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一文里写道:“君主,你决没有任何权力压制我们的思想自由!”是的,建造中国大陆信息猪圈的人们,你们也同样没有权力!

四、我们现在怎么办?

中国这个信息大猪圈,现在简直比古希腊神话中五百年没有打扫过的牛圈还脏!光说狠话气话没用,千锤打锣,一锤定音,最后总还得落实到怎么办上面。怎么办?太简单了,按宪法规定的来。宪法规定新闻出版自由,就让新闻出版自由。那位说了:宪法上都是条条,中国几千年没有新闻出版自由这玩意,具体怎样才能让宪法里的条条落到地上?同样非常简单。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吗?外国有啊,向外国学习就是了。大陆没有,台湾香港有啊,向台湾香港学习就是了。要全盘西化,要全盘港台化;港台的老师还是西方,所以还是要全盘西化,要像房檐滴水那样点点不差地全盘西化!那位又担心了:全盘西化可不行,那可是坏东西!是的,全盘西化是坏东西,是慈禧太后、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眼里和嘴里的坏东西!因为别说全盘了,就是半盘,他们也不可能那样一意孤行、肆无忌惮地干坏事了,或者是号称的所谓“把好事办坏”了。

**注释: [1][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2003年。 [2]张宏良编:《改变人类命运的八大宣言》,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 [3][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2001年。 [4][5]同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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