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考虑调整干部考核制度，把绿色GDP 加进对干部政绩的评估中，以便更有效地解决中国日益尖锐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但是有些人认为，绿色GDP 是中国环保机构为了吸引政治注意力而制造的一个谋略，不大可能产生多少实际效果。
中国经济近年来每年以9%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是快速的经济成长所带来的环境破坏成为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严峻问题。美国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研究员李子君说，中国政府把环保问题提到第11个5年规划的日程上来，这显示中国认识到，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已经发展到极为尖锐的程度，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李子君说，中国面临能源短缺，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再适应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每生产价值为一万美元的商品，中国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7倍，是美国的6倍，而且比印度可能还要高两倍，这是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9月份透露的这个数字。”
北京市环境研究所前所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顾问李宪法先生则认为，先发展、后治理是各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普遍问题，一个国家在环保治理的投入不可能跨出它的经济规模。
李宪法说：“任何一个国家超不过它的经济水平。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两个门槛儿都要迈过去是极其艰难的。我们的经济发展过快以后，环境问题一般来说是要滞后的。这是一种普遍现像，日本、美国都有。它们经济发展起来了才治理环境。日本特别明显，60年代时污染大爆炸，后来它的经济发展好了，才开始在环境上投入。”
*事过境迁中国走不通西方老路*
不过美国的专家并不这样认为。华盛顿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李子君说，虽然西方大部份工业化国家是走了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但这条道路中国走不通，因为19世纪西方国家在发展阶段使用全球的资源，英国的发展用了当时世界近一半的资源，在目前全球资源严重短缺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是不可能得到的。
美国智囊机构威尔逊中心的中国环保讨论会主任吴岚(JENNIFER TURNER)认为，中国千万不要重蹈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老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过大，并且很多毁掉了的东西是无法恢复或再生的，比如河流、物种、生态平衡，特别是人的健康和生命。
据世界银行统计，人类健康和生命损失相当于发展中国家GDP 增长的8%，这同样也拖累了经济。
吴岚说，中国的环保政策是否能够在地方政府那里得到执行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因为经济发展的权力基本上掌握在地方手中。她说：“问题是当邓小平发起经济改革之初，他把很多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手中没有多少有用的砝码来制约地方。因此中国政府在制定环保政策的同时，需要手中掌握制衡地方的砝码。”
吴岚以美国举例说，美国联邦政府制衡各州政府执行环保法的砝码是金钱，如果哪一个州的污染指数超标，违反了空气清洁法，联邦政府就不给该州发放建筑和维修高速公路的资金，而各州只能依靠联邦政府才能得到这笔钱。吴岚说，她注意到中国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一套行之有效地控制、施压并惩罚地方政府违反环保政策的制衡机制。
*绿色GDP统计考核不易*
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导，中国正在考虑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调整干部审核制度，把环境保护和干部的提升联系在一起。文章说，中国的很多问题都被归咎于干部考核制度，其中包括GDP增长、人口控制和社会秩序等。地方官员往往为了仕途与提升，以牺牲环境来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因此中国将把绿色GDP 加进对干部的评估审查项目中，让他们有所顾忌。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研究员李子君说，全球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计算GDP。中国9月份推出绿色GDP的核算方法的框架，并在10月份定下包括北京、安徽、湖北、广东等10个省市作为试点，把对环境造成的损失加进 GDP 的核算当中来。她说，如果把环境污染成本算进GDP，恐怕GDP 增长数字就要下降很多。
威尔逊中心的吴岚说，把绿色GDP和中国地方官员的升迁联系起来是个办法，不过，她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建立一个多层次的绿色GDP监察机制，才能使其行之有效。她说：“如果政府自己给自己计算，你又怎么能信任计算结果呢？ 那就应当有一个由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和商界组成的公众听证，建立监察和检察的透明制度，更多地依靠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作用，绿色GDP 才有可能具有可信性。否则的话，中国环保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经济学人的文章说，有些人认为，绿色GDP 是中国环保机构为了解决中国的污染问题吸引政治关注而制造的一个谋略，不大可能产生多少实际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