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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3:50 2016年12月03日星期六

盖棺论定 - 巴金留给后人什么


今天的对比新闻,我们要对比介绍中国媒体和海外媒体对中国著名作家巴金逝世所做的不同报道。

中国官方通讯社在报道巴金去世的消息时,给巴金盖棺论定的评价是这么几句话:(新华网上海10月24日电)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大师,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遗体,24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火化。巴金因病于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新华社不提文革迫害及晚年反思*

观察人士注意到:新华社发出的《巴金同志遗体在沪火化 贾庆林等到殡仪馆送别》报道,全文1121字,只有222字用于巴金丧葬,绝口不提文革中巴金遭遇的迫害,更没有提及巴金的“说真话”、“忏悔”和“文革博物馆”,却把889字用于中共当局的关怀,其中仅罗列各级中共高官的名字就占了583字。

中国国内的媒体在报道巴金和评价巴金的时候,也主要强调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成就,不提及在文革时期对他的迫害,以及他晚年的时候对文革的反思以及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建议。

*媒体集体噤声 不谈文革纪念馆*

一些地方媒体在评价巴金时,也小心翼翼地谈到了巴金晚年写的随想录,并且呼吁像巴金那样要说真话。但是,谈到文革和文革纪念馆的时候,显然集体噤声,没有一家官方媒体敢于突破禁区。

海外媒体在报道巴金逝世的时候侧重点有所不同。下面摘要介绍海外媒体对巴金逝世的不同报道以及和官方评价不同的声音。

*纽约时报回顾巴金文学成就*

纽约时报是这样报道巴金逝世的消息的:

“巴金,中国一个最受称颂的作家,几部有影响的描绘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前冷酷的封建家庭生活的小说的作者,在长期住院后于星期一去世,时100岁。中国官方的通讯社新华社在它的通告中说巴金的死因是癌症。巴先生被广泛地认为是在中国的一个文学巨人,他的作品影响了好几代人,他的名气被很多中国人认为早就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几十部小说、杂文、短篇小说和翻译作品, 使巴先生在几十年前就跻身于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之列。巴金和鲁迅、茅盾、老舍一起,描述和定义了20 世纪早期现代中国的觉醒和剧变。

“巴金早在1931年就奠定了他的地位。《家》被广泛认为是一部杰作,描写对一个封建家庭大胆地反叛,以及这个家庭在 20 世纪初的瓦解和消亡。巴金写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的其他的小说和短篇小说有助于巩固他在文坛上作为一个大作家的地位。他深具揭示革命前中国家庭和社会弊端的能力,他在50年代获得共产主义者们的拍手喝采。

*介绍巴金文革遭遇及对文革反思*

“然而,巴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他自己的政府迫害,在1976 年结束的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知识分子受到公开的羞辱,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中国人,甚至包括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在内,被送到农村劳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巴金和他的家庭也忍受了重大的痛苦和艰苦。他被迫在一个劳改所中劳动,1972 年,他的妻子因为无法得到必要的治疗而死亡。在那段时间,巴金说他设法通过读但丁的《神曲》来保持坚强。

“1977年,巴金获得平反,并且于1981年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从来没有猛烈批评过中国领导人,但是在1985年,他呼吁解除对中国作家的限制,他还说这个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博物馆来纪念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遇难者。

“新华社在讣告中没有提到巴金的遗属,但是很多人都知道巴金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巴金一直写到80多岁,出版了100多篇杂文。在20世纪80年代,他告诉记者说他要写一本关于文革的书,并且希望这本著作能够在死后出版。他说,他把这本书献给他的妻子。”

巴金的妻子是在文化革命中因病丧生的。据报道,巴金一生中仅仅爱过一个女人,就是他的妻子萧珊。文化革命时期,萧珊病危,巴金想请假去看望,但被回绝。当时负责监督这些知识分子劳改的干部说,你不是医生你去干嘛!后来,萧珊去世后,余秋雨去看望巴金,看到他一个人在房间里痛苦地背但丁的《神曲》。

*神曲给作家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

但丁在《神曲》里详细地描绘了地狱的情况。今天重新读但丁的神曲,似乎可以依稀感觉到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给在暗无天日的牛棚里受尽折磨的作家一种活下去的精神力量。

但丁在神曲里写道地狱有九圈,在地狱的第七圈是生前施加暴力的鬼魂。但丁描写了施行暴力的三种情况,对别人施行暴力,伤害杀害别 人;对自己施加暴力自杀;对自然界施加暴力。这三种施加暴力的鬼魂都被浸在沸腾的血湖里接受惩罚。但丁以大量笔墨描绘了地狱第 八圈里那些生前犯有欺诈罪的鬼魂接受惩罚的情景。但丁列举了十种欺诈罪。有诱奸妇女的,阿谀奉承的,买卖官职的,有以预言为名胡说八道的,有贪官污吏,有伪君子两面派,有盗贼,还有纵容别人犯罪的,挑拨离间的,还有蒙骗造假的。这十种鬼魂都在地狱里受苦,接受惩罚。如果当时的造反派知道巴金在背诵但丁的神曲来诅咒他们,来反射当时的社会,巴金很可能活不出牛棚。

巴金逝世后,中国新闻周刊特稿刊登了当时张春桥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对巴金不枪毙就是政策,枪毙与不枪毙就在一线之间。

英国卫报在报道巴金去世的消息时指出,100岁高龄去世的巴金是中国文学界的泰斗。他是中国20年代和30年代真正的文化大革命仅有的几个幸存者之一。他在海外、同时也在世界各个地区的中国青年中,最具盛名的作品是《家》、《春》、《秋》。

*卫报介绍激流三部曲意义*

卫报说,巴金写激流三部曲的目的是为了“显示传统的家庭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亡和毁灭,他们如何用自己的双手来为自己掘坟墓。但是,巴金给年轻人的信息却是积极的。有些可能会面临毁灭,但是有些会因为打开门窗,让新鲜空气近来而获得新生。

“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已经从毛时代进入80年代。巴金再一次要求中国透透空气。虽然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标签下,但仍带有浓郁的封建主义特征。巴金成为中国政权的文化代表人物,对50年代末的反犹运动仅仅提出了温和的批评。巴金在毛泽东的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不是最严重。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并且被强迫疏通下水道。”

*称萧珊去世是巴金人生道路转折点*

英国卫报强调了巴金妻子的去世是巴金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巴金妻子萧珊1972年去世。萧珊比巴金小13岁,中学的时候是巴金的读者,在文革期间,萧珊为了保护亲爱的巴先生,挨过红卫兵的铜环军用皮带。在文革最困难的时期,萧珊总是在巴金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萧珊患病得不到治疗,巴金想去看望自己的爱妻,却不准他请假。这件事情,给巴金沉重的打击。萧珊的骨灰盒一直放在巴金的床头前。巴金在《怀念萧珊》一文中写道:“每夜每夜,我都听见床前骨灰盒里她的小声呼唤,她的低声哭泣。骨灰盒还放在我的家中,亲爱的面容还印在我的心上,她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

英国卫报报道说,当巴金的妻子因得不到治疗而去世,巴金开始更深刻地反思席卷中国的血与火。当中国的文化官僚在80年代末掀起又一轮教条主义屠杀的时候,巴金建议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让悲剧不再重演。

*刘晓波:巴金是一面下垂的白旗*

中国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刘晓波在海外中文网络媒体上发表了一篇谈巴金逝世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巴金是一面下垂的白旗。刘晓波在文章中说, 2005年10月17日,巴金,这位有文学成就且良知未泯的百岁老人,终于解脱了。带着他未能完全兑现的“说真话”表白,带着他未能完全解脱的内心不安,带着他未能如愿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

关于巴金逝世后的情况,中国南京的《金陵晚报》10月18日报道说:“昨晚7点多一点,记者就得到了巴老去世的噩耗,马上赶到华东医院,但警卫已经戒备森严,待到许多记者都赶过来,几名武警也赶到了现场,把守住医院的两个门,只有上海市政府的车辆不断穿梭,市领导们纷纷来吊唁巴老。门前的记者越围越多,警卫也越来越严。”

*巴金是极权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

刘晓波分析说,中共武警对巴金之死的戒备森严,只允许当官的出出进进,而把记者和公众挡在门外,典型地凸现了被中共供养的最后巴金,他绝非中国的“世纪良心”,而是极权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即作品平平、人格卑微和名声巨大之间的反差,几乎是中国当代知识名流的共同形象。当下的中共高官及文人们对巴金的礼赞,也是这种形象的延续。巴金身后的“巨匠”、“良知”和“旗帜”的评价,凸现的绝非当下知识界对老人的尊敬,而是知识犬儒时代的自我矫情。政治权力的戒备森严、俯身倾顾和贴耳软语,展示着权力俯视下的上等奴性;文人颂歌的华丽艳俗、夸张拔高和虚伪矫情,延续着低贱仰视中的高境界耻辱。

在此意义上,如果硬要说巴金是“一面旗帜”,也更多是放弃独立的中国知识界向独裁强权投降的“白旗”。遗憾的是,经历过太多灾难和教训的中国知识界,仍然把这面“无力下垂的白旗”当作 “高高飘扬的旗帜”,且满天挥舞。

*吴国光:保先不如讲真话*

接下来介绍香港苹果日报发表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吴国光的文章,题目是保先不如讲真话。吴国光教授说:

“巴金的遗产之一,是推崇讲真话。1978年12月17日起,他在香港《大公报》连续撰文,持续8年,一直到1986年9月,发表了大约150篇文章,主题就是一个: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特别是对待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骗局’(引文都是巴金的话,下同),要说穿那‘不过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这些文章,后来集为《随想录》五集,其中一集即命名为《真话集》。

那么,巴金讲真话的呼吁今天在中国大陆获得共鸣了吗?

吴国光教授援引巴金本人对某些人的评论说:“他们不让建立‘文革博物馆’,有的人甚至不许谈论‘文革’,要大家都忘记在我们国土上发生过的那些事情。”吴国光教授问道:这是当年巴金对某些人的批评。这个批评,是否还可以成立?如果这样的“他们”和“有的人”,人还在,权还在,那些据说有心维新的领导人,其实不消搞甚么权力争夺、江湖斗法,只要发动一场“讲真话”运动,我敢保证,马上获得全国上下的坚决支持,一定所向无敌、战无不胜!

吴国光教授说:我还敢说,如果有这样一场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马上彻底改观,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也会得到全世界的喝采。

吴国光博士说:相比之下,有人在那里搞甚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认为这样就可以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那一摊子烂问题,实在是荒唐可笑得要命。既然请了巴金当什么“政治协商会议”的政治高参,为什么就不肯听听他这个也许是唯一可以救党救国的主意呢?况且,是这么简单易行的主意,起死回生,就是“讲真话”三个字。 领导人不要空话、假话、废话连篇,共产党员、政府干部不要除了吹牛就是马屁,老百姓要讲什么话就由得他讲,讲了真话不犯罪──这在今天的“盛世”中国,是不是已经很难、甚至不可能做到了呢?

*朱健国:悼念巴金考验中国文化界*

中国著名记者、杂文家朱健国认为,悼念巴金,考验中国文化界。朱健国说: 巴金俨然专制者和自由思想者共同的朋友、偶像、道具。在官方媒体主旋律的“导向”下,全国“一致通过”,神州大地一片巴金赞歌,不容一丁点反思研究,民间网络上依稀几篇探讨巴金悲剧的帖子,只能如流星而过,一闪即逝。

朱健国注意到,虽然巴金多次呼吁讲真话,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让中国人永远记住“文革”的疯狂与荒谬,不再重演类似的历史悲剧,但是巴金没有后续的行动。所谓没有后续的行动,就是该沉默的时候他没能保持沉默。而且,他的反思在《随想录》那里停顿下来了,此后的写作没有进一步深入和发挥,没有提供新的思想要素。巴金后来是一种仪式化的存在。但是大家依然要对巴金致敬膜拜,因为,在活着的同等资历、同等影响的文化人中,只有巴金还有点忏悔意识。他虽然不能坚持真话,但向往过说真话;他虽然骨头很软,但想过硬一下骨头。 既非英雄,亦非坏蛋,这样的境界,实在很合乎今日犬儒之风盛行的中国文化界──巴金实在是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学习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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