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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6:21 2016年12月11日星期日

雇员被打屁股 陪审团判巨额赔偿


最近,美国加州的一位妇女把她原来工作的公司告上了法庭,因为她不堪忍受公司对销售业绩不佳的雇员采取打屁股等惩罚性措施。这位妇女提出,公司的做法构成性骚扰,给她造成了精神伤害。公司一方辩护说,这是其下属分公司少数主管为了提高销售额和员工士气擅自采取的措施,与总公司无关,而且他们已经下令停止这种做法。但是,陪审团最后还是裁定这家公司向这位妇女支付170万美元的赔偿金。

*业绩不佳者遭肉体惩罚*

2006年4月28号,加州弗雷斯诺郡一家法院做出一项裁决,下令生产家用警报器的Alarm One有限公司赔偿原公司雇员珍尼特.奥兰多(Janet Orlando)170万美元。

这个案子的起因是Alarm One有限公司在加州弗雷斯诺郡的销售分公司每天早上在雇员出去挨家挨户推销警报器之前都要召集雇员们开会。迟到的雇员或者销售额不佳的雇员,管理人员就会让这个人站到台前,当着众人的面拍打他的屁股,并用粗话骂他。公司声称,它这么做是为了提高销售业绩,鼓舞员工的士气。

珍尼特.奥兰多2003年10月开始在Alarm One有限公司弗雷斯诺分公司工作。她上班第一天就看见一位年轻的女雇员被主管人员打屁股。上班后不久,奥兰多自己也经历过同样的遭遇。她告诉我们雇员被打的情形。

她说:“他们打我们的屁股,用不堪入耳的脏话骂我们。如果我们开会迟到了,或者没有按照次序发言,他们就命令我们面对黑板站着,双腿叉开,弯下身来,然后用竞争对手的招牌打我们的屁股。我一共挨打过三次,前两次,我的屁股被打得又青,又肿,最后一次,他们用顶端开裂的铁招牌打我,把我的屁股划破。我到厕所里用手巾纸才把血止住。”

*诉诸法律*

奥兰多多次在同事面前被羞辱后,终于感到忍无可忍。她在2004年2月辞去了这份工作,并且在2004年12月,把Alarm One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她控告公司主管的这种做法对她构成了性骚扰、性侵犯以及严重的精神折磨。奥兰多还说,这一事件发生之前,在Alarm One有限公司另外一个分公司,主管人员甚至强迫业绩不佳的雇员戴尿布,吃婴儿食物,并且向他们脸上投掷馅饼。

*总公司:不知情未同意*

Alarm One有限公司行政运营主管帕特里克.史密斯(Patrick Smith)承认,弗雷斯诺分公司的确发生过上述情况,但是他辩护说,事件发生时,总公司并不知情,直到2004年1月,弗雷斯诺分公司一位年轻女雇员因被打伤向总公司投诉后,他们才得知下属分公司的这个情况,并且马上采取行动制止了这种做法。

史密斯说:“2004年1月,我们接到弗雷斯诺分公司另外一位雇员的投诉后,马上采取行动加以制止,并确保同类事情不再会在其它分公司发生。为了对有关事件进行调查,Alarm One有限公司还打电话给珍尼特.奥兰多,向她了解弗雷斯诺分公司的情况,当时她已经不在那家公司工作了。在我们的调查人员向她询问此事之后,她决定对Alarm One有限公司提起诉讼。”

帕特里克·史密斯表示,打人事件是弗雷斯诺分公司个别主管所为,总公司不支持这种做法。他说:“Alarm One有限公司从来都没有用这种训练方法来提高雇员的士气,这是弗雷斯诺销售分部少数几位销售主管自行的主张。他们决定用打屁股的方式惩罚那些开会迟到和不准时的雇员,这不是加强团队合作精神的应有做法。”

*陪审团判决*

2004年2月,奥兰多在Alarm One有限公司弗雷斯诺分公司工作四个月后因为无法忍受公司主管当众羞辱雇员的做法而辞去了那里的工作,然后在同年12月把该公司告上法庭。在奥兰多之前,有几位女雇员也曾经到法院上告Alarm One有限公司,但是最后都在法庭外得到了解决。

Alarm One有限公司也试图和奥兰多达成庭外和解,但是遭到拒绝。2004年4月28号,弗雷斯诺郡一家法院的陪审团做出裁决,令Alarm One有限公司赔偿珍尼特。奥兰多170万美元。

*原告论据*

奥兰多的代理律师尼古拉斯.瓦格纳(Nicholas Wagner)介绍了原告方的论据。他说:

“被告方Alarm One有限公司声称,珍尼特.奥兰多是自愿参加公司的这一活动的,这一说法被我方驳回。我们向法庭证明,珍尼特.奥兰多除了遵照公司主管的指令,走到台前被打外,没有其他的出路。她担心如果她不这么做,会遭到报复或被他人取笑。对方还提出,男性雇员也被打屁股,只要公司一视同仁,那么对女性雇员就不构成性骚扰。但是,陪审团认为,被告一方提出的论据无法接受。”

瓦格纳律师说,他还请了专家证人到法庭上为奥兰多一案作证。他说:

“我请了一位心理学家出庭作证,向法庭解释公司的这个做法给珍尼特.奥兰多造成的心理伤害有多大。她晚上常常会为此做恶梦。心理学家还说明工作场所的这种行为给女人造成的影响和给男人造成的影响有多么不同。

“我们提出,公司开会大约有30到35人,其中百分之80是年龄在18岁到25岁的男性雇员,只有5位是女性雇员,而这5位女性当中,除了我的当事人是52岁以外,其余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当着这么多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男性雇员的面受到耻辱,对52岁的珍尼特。奥兰多来说,是一件十分令人羞耻和丢脸的事。”

据瓦格纳律师介绍,奥兰多在这家公司受到耻辱后之所以没有马上提出诉讼是因为担心工作会受到影响。

他说:“她提取销售回扣,每个星期就能挣差不多2千美金,销售业绩非常好。她需要这笔钱来养活自己,并抚养年老的母亲。由于她没有大学文凭,而且已经50多岁了,因此能有一份工作对她来说很不容易。 除了公司每天早上的销售会议之外,她还是喜欢这份工作的。但是,她最后达到了一个极限,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因此就辞去了这份工作。”

*被告律师:雇员同意就不违法*

Alarm One有限公司的辩护律师庞绰.贝克(Poncho Baker)指出,公司为提高销售额而采取上述做法,只要雇员都同意这么做,就不构成违法。他说:

“如果公司对开会迟到的人采取的不是打屁股,而是让他反穿裤子的惩罚性做法,只要没有人反对,大家都同意这么做,那么这种行为就不属于违法。在这个案子中,陪审员之所以裁定责任在Alarm One有限公司一方是因为他们认为珍尼特.奥兰多是被迫的。”

贝克律师说,在诉讼Alarm One有限公司之前,奥兰多曾经起诉过她以前的雇主--一家经销汽车的车行,理由是受到性骚扰和精神折磨。她在那个案子中作证说,她所有的精神痛苦和工资损失都是那家车行造成的。这次她提起诉讼,把所有的问题又归咎于Alarm One有限公司。贝克律师认为,陪审团给予奥兰多的赔偿金额非常不公平,也很不合理。

他说:“珍尼特.奥兰多辞职一个月后,因为在商店偷窃两次被捕,她销售家用警报器的执照被吊销。我在法庭上提出,即使她2月份不辞职,Alarm One有限公司也会在3月份解雇她,因为她当时已经失去在加州销售警报器所必须的执照了。

“但是,陪审员还是判予她1万美元作为工资损失,4万美元作为今后的医疗费用,以便她可以拿这笔钱为她所说的精神伤害去看心理医生和精神病医生。奥兰多作证说,她童年遭到过性骚扰,婚后又受到前夫的虐待和殴打。她的精神医生也说,她一生都处于抑郁之中。我认为,让Alarm One有限公司承担她所有的经济负担,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她本来就需要这些花费。另外,陪审团还判予她45万美元,作为精神赔偿,我认为,这个赔偿有些过份了,她不该得到这么多。”

*被告将上诉*

贝克律师谈了这个案子涉及的法律问题。他说:

“我认为,这个案子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是:法庭是否给予陪审团恰当的指令?我要求法庭给予陪审团的指令是,奥兰多必须证明她因为自己是女性而受到了骚扰。但是,法官不愿意给陪审团这样的指令,他只是告诉陪审员,奥兰多必须证明自己受到了性骚扰。我认为这个指令不恰当。我们会就这一点和赔偿金的问题提出上诉。我认为,奥兰多没有证明她的确受到了伤害,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她理应得到这笔赔偿金。”

*判后双方律师评议*

上面,我们介绍了加州妇女奥兰多因原来的雇主Alarm One有限公司弗雷斯诺分公司对业绩不佳的雇员采取打屁股的惩罚性做法,把公司告上了法庭,法庭判予她170万美元的赔偿金。奥兰多的律师尼古拉斯.瓦格纳认为,这个判决显示了美国陪审团制度的成功。

他说:“在这个案子中,陪审员尊重法律,运用法律。他们对待陪审员的工作非常认真。审讯时,他们仔细地倾听,象法官那样,注意法庭上发生的一切,并审慎地审议,最后做出重要的裁决。在弗雷斯诺郡,陪审员每天只拿五美金的补助,这和不拿报酬一样。”

被告Alarm One有限公司的律师庞绰.贝克也指出,从陪审员判决可以看出,他们对在工作场所出现这类行为感到非常厌恶。他提醒雇主应当从这个案子中吸取教训。他说:

“他们首先应该学到是:不能在工作场所从事这类活动。即使大家都同意这么做,也不能这么做。即使只为了逗笑,即使不是故意伤害他人或令人难堪,他们也不能在工作场所打雇员。在当今的环境下,这种做法是不允许的。”

贝克律师表示,陪审团做出决定后,败诉方可以在15天之内提出重审案子的要求。他说,他们会提出重审动议,要求法官根据所提交的证据,在惩罚性赔偿金方面重新做出考虑。如果这个努力不成功,他们还有60天的时间提出上诉。贝克律师说,提出上诉后,法庭还要等12到18个月才能举行听审,因此奥兰多的案子还远没有结束。

*奥兰多:须停止虐待雇员*

珍尼特.奥兰多本人对赢得这场诉讼感到欣慰。她说:“对方现在又提出来要和我庭外和解,我绝不会同意这么做。他们提出支付我85万美元的赔偿,其中惩罚性赔偿金15万美元。但是,陪审团判予我170万美元的赔偿,惩罚性赔偿就占120万美元。我得到的赔偿不应少于这个数字。”

奥兰多表示,她打这场官司真正的目的还不是为钱,她要让人们知道,工作场所这种虐待雇员的行为必须停止。她说:

“在美国,每天都有人因为遭受欺侮而死亡。工作场所虐待雇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人们因为担心失去工作而不敢站出来讲话。他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辩护。我这么做的确要忍受很多羞辱,但是我一点不在乎,因为这件事涉及的不是钱的问题,我要让人们知道,工作场所的这种行为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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