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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2:19 2016年12月09日星期五

中共严厉专制下出现呼吁民主微声


今天的对比新闻,我们首先要介绍北京日报最近刊登的一篇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这篇谈到民主的文章没有受到封杀,引起了海内外关于胡温是否计划在中国推动向民主方向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

此外,我们还要对这个话题进行今昔对比,来看看中共在夺取政权以前对民主的相关精彩论述。

*胡温智囊论证民主是好东西*

首先看看《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去年年底刊登了转载自《北京日报》的这篇谈民主的文章。随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直属新闻单位也纷纷转载,引起海内外的关注。

科学和民主,在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时期,就是当时爱国学生的两个口号。他们呼吁改变中国要请德先生和赛先生。所谓德先生,就是德谟克拉西,民主的英语democracy的译音。这个英语字后来根据日文翻译成民主。

“民主”、“民运”等这些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在中国闪光的亮丽字眼,如今成了中国网络警察过滤和封锁的主要词汇。这次“民主”这两个字能够在中央级的报刊杂志上正大光明地登堂入室,被海外有的观察家认为,显然“意味着胡温当局的即将无惧于、并且不得不开步走向民主”。

这篇文章出自被称为“胡锦涛文胆”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之手。俞可平何许人也?综合海内外媒体报道,这位仅仅只有47岁的俞可平教授是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胡温的前沿智囊人物。如果把他在中国学术界和政界的职务都罗列出来,可以排成长长的一大串:

政治学、哲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曾经在美国杜克大学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做过访问学者;
兼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曾任联合国政府创新咨询专家;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

下面让我们看看这篇文章的片断。俞可平教授在文章中,首先指出老百姓和当官的在看待民主的时候,由于立场不同,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文章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

俞可平教授提出在民主制度下,官员需要民选,而不是要上级任命。官员的权力要受民众的制约等等,这些观点并不新鲜。美国早在200年前就制定出包括总统在内的官员需要民选的规定。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中共内部的改革派,如前人民日报副主编王若水等人就提出异化理论,认为中共官员本来应该是民众的仆人,然而在掌权后,却成了民众的主人,喧宾夺主,骑在主人头上作威作福,颠倒了主仆关系。

*民主制度不完美但是最佳选择*

俞可平教授还在文章中提出,“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对比俞可平教授的这一提法,显然我们能够看出他和英国二战时期的名相丘吉尔1947年11月11日关于民主的名言遥相呼应。丘吉尔说:“没有人会认为民主制度是尽善尽美的。事实上,如果没有人类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其它社会制度,民主制度是最不好的制度。”

也就是说,相对于集权制度来说,民主制度虽然不是尽善尽美,却是最佳的选择。

俞可平教授还提到了民主和人权的关系。俞可平教授在文章中说,“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

俞可平教授深知今天在中国大陆谈民主要遇到的阻力,因此在文章中祭出胡锦涛的话作为“杀手裥”。他在文章中说,“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海外关注体制内对民主呼声*

一些海外媒体认为,这一背景显示出中共体制内要求民主的呼声强悍,孕育着胡温主导下的政治改革破题在即。

目前旅居美国的著名台湾政治活动家,民主论坛负责人洪哲胜针对中国大陆的中直新闻媒体发表关于民主的大胆文章评论说:“尽管中国民主曙光已见,但是专政者在走向民主时所会在意的,仍然是他们自己所属的官僚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民主运动者还需要尽快大力给予呼应,参与辩证,加以冲击,施压运作,来催生一个更加符合大众之利益的游戏规则。”

中国问题观察家牟传珩在一篇文章中把俞可平的文章和最近中央电视台的《大国崛起》联系了起来。他在文章中说,“俞可平教授的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辩证一文是在中国大陆政府控制的媒体上公开发表的一篇耀眼的文章。这是继2006年11月13日至24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隆重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赞许西方式发展之路之后,中国舆论界又一引人注目的动向。似乎有意在与《大国崛起》隐含的主题遥相呼应,旨在冲击那些敌视政改的官场阻力。”

*需要民主制度之监督与协调构建和谐*

中国问题观察家牟传珩在文章中还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邓、江时代以‘经济决定论’为其执政发展的基础,以牺牲公平来换取效率,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民主加以拒绝,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严重不公、官民对抗、贫富悬殊、腐败丛生、民怨载道,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社会治安等问题越陷越深,积重难返。以牺牲民主获取经济发展的道路,已经被无情的现实所否定。于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目标,要纠正20多年来只重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无视社会公正的政策取向。”

文章还分析说,“胡锦涛面对江泽民传承下来的是一个社会日益腐败、贫富两极分化、官民矛盾尖锐的现实,已逐步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是在有效的民主制度保障下,使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更多地呈现‘非对抗性’和‘力量对比相对均衡’的。因而,当今的中共决策层的智囊们才会呼吁,中国需要的不仅是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更需要西方政治制度的监督与协调机制,以实现社会和谐与平衡发展。”

*中共在野时极力鼓吹过民主自由*

目前旅居美国的著名中国问题观察家朱学渊指出,中共在野的时候对民主、自由并不排斥。朱学渊根据1939至1945年间的重庆《新华日报》以及中共的《解放日报》等报纸上刊登的一些中共谈民主的言论,转发了《中国共产党在野时论民主自由》的文集。朱学渊分析说,重庆《新华日报》上的很多论述民主自由的文章,从词法、句法、章法来分析,显然是毛泽东的手笔。朱学渊感叹道,毛泽东说得何其好啊!而共产党就是靠着这些美妙的言论,得了天下的。

下面就让我们重温中国共产党在野时论民主自由的一些言论。首先,让我们看看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的一篇文章,如何驳斥那种认为今天民众素质不高,不能够实行民主制度的言论。文章说,“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 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其实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 和训练民众。”

中共在野时,不但热情洋溢地倡导民主,而且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党专政。中共《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中共在野时还主张,在中国推行民主制度,除了取消一党专政之外,更要实行新闻自由。中共领导人在论述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方面,有过很多精彩的论述。例如中共《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批评法西斯新闻理论时说,“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等等。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再度批评践踏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做法,论述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新华日报的文章说,“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的社论还批评了那些在政府控制下的官办媒体说,“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像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和谐就是有饭吃可以讲话*

一些观察家注意到,胡锦涛、温家宝的智囊俞可平最近关于民主的文章理论高度,还没有超过我们刚刚介绍的毛泽东在上个世纪40年代对民主的论述。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刊登的俞可平的这篇论民主的文章,他几乎没有提到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没有论述民主和言论自由是密不可分的。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中文多维时报刊登过艾理写的一篇文章,形象地用拆字法,论述了言论自由与和谐社会的关系。这篇文章援引了在中国大陆流传很广的一个拆字法,就是把“和谐”中的“和”字,拆成“禾+口”,指口里有饭吃。而“谐”字,拆成“言+皆”,指谁都可以发言。也就是说,“和谐社会”能否实现,就看是否有饭吃,是否谁都可以讲话,也就是要看经济保障和言论自由。

文章认为,对胡锦涛来说,“和谐”两字中,“和”,也就是人民口里有饭吃,不难,而“谐”难。“谐”就是给人表达的自由权利,让人人可以发言。文章指出,胡锦涛上台以来,言论自由因网络空间的扩大而得以发展,但同时政府对言论自由采取了愈来愈强的高压态势,网络屏蔽愈来愈厉害,因言获罪的人愈来愈多,各大媒体主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反复要求下属和作者“屏蔽与自我屏蔽相结合”,网民也常常因为被不断屏蔽而怒火攻心。文章说,能让人人讲话发言的“谐”是和谐社会的一半,很重要。胡锦涛能做到“谐”吗?从过去看,没有做到,从未来看,不知道。

文章说,网上有一顺口溜:“网民讲真话,平民讲实话,干部讲套话,贪官讲谎话。”网民的价值正在于其真实。网民比党内理论家们和秘书们聪明得多,真诚得多,他们通过拆字法就把“和谐社会”的精髓表达出来了,“要吃饭,要讲话”。

另一位网友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客观。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西方的民主和它的社会经济、人文、思想主流、价值体系的关系,就象穿西服、扎领带那样配套。如果中国人不改变一下社会中传统的价值观,或至少现存的传统价值观不再成为主流意识,取而代之的是接近美国或接近西方文明国家的价值观,那么盲目、机械地引进民主制度一个空壳,最终走印度等国的老路,是不可避免的。”

北京著名独立知识分子刘小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评论俞可平的文章说,虽然2006年可以看成是中国政府对维权律师大打出手的一年,但是,也应当看到中共政权的残暴性还是在逐步下降。由于民主成为中国民众的共同诉求,面对强大的公众压力,中共不得不作出改变。例如,从官方的主流话语的角度来讲,在90年代中期不可能在公共舆论中大谈特谈的一些概念,现在也可以谈了,比如民主和人权的概念等等。刘晓波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控制的新闻媒介现在唱民主的赞歌还是有相当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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