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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3:11 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

分析:中国媒体管制严于上届政府


自今年1月1号中国国务院开始放宽对外国记者在华采访限制之后,中国几个省市跟上,纷纷出台加强媒体监督职能的文件和法规。尽管中国看上去要赋予媒体更大权力,但有关专家说,在现行制度下,媒体监督政府和官员决非易事。

*党的喉舌能否监督政府*

湖南省郴州市2006年因市委书记腐败案被披露而屡上报端,今年1月该市出台《关于进一步支持新闻媒体工作的意见》,要给通过舆论监督对该市做出贡献的中央和省级记者颁发“媒体监督奖”。

3月1号,浙江省开始执行省人大通过的《浙江省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其中有条款规定新闻媒体可依法对预防职务犯罪和公务员履行职务的情况进行舆论监督。此外,中国数位高官近日来也纷纷表示要接受媒体与舆论监督,包括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和国家安检总局局长李毅中等。

中国的新闻媒体一直被视为是一种宣传工具,被称为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中国媒体是否有能力担当起监督政府职能以及官员行为的使命呢?香港城市大学大众传媒教授李金铨认为,中国没有一个有效监督政府职能的机制,现在要中国媒体填补空白,扮演这个角色确有难度。

李金铨说:“报纸、新闻媒介的整个体制没有脱离党国系统。因为现在整个新闻报纸业不准民营,所以它的管理系统跟整个党政系统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很难的。”

*上级媒体监督下级政府*

由于中国媒体跟各级党政系统的联系,使得媒体也分了级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大众传媒学院副院长郝晓鸣教授说,中国允许上级媒体监督下级政府。

郴州市委要向中央和省级记者发放“媒体监督奖”,说得好听是新市委书记的一种表态,承诺他的行为不怕媒体监督,说得不好听是一种作态,因为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记者下到郴州监督,在中国的体制中是正常的,郴州市根本无力阻挡这种“监督”。

郝晓鸣教授说,在中国,不正常的是平级监督,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在平级上实行监督说实话并不能够完全实现,最早出现的一个例子是深圳特区青年报针对深圳特区团委的一个批评报导。那是中国新闻历史上的第一次一个平级的报纸,一个市一级的报纸批评市里的领导。这在当时是个先例,但绝对不可以下级批评上级。”

*易地平级 南方报纸监督北方*

香港城市大学的传媒问题专家李金铨说,中国当局曾经一度默许媒体的易地平级监督,但是现在也不允许了。

他说:“原来是默许,没有文件上的规定。人们讲《南方周末》是《北方周末》,因为它所写的都是外省的事,如湖南省的、江西省的,它不写本省的事。这些被写的人也很不心甘,就到中央去告,中央不胜其烦,下个令,你们不可以这样做。过去一两年来已经不准易地监督。”

因此李金铨认为,比起朱熔基担任总理的时期,中国政府对媒体的管制不是松了,而是紧了,媒体能够行使的舆论监督力度大不如前。

李金铨说:“现在比以前紧了,几个最重要的调查报告的据点,中央电视台最主要的节目‘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听说现在有一半的节目是播不出来的。外围的报纸相对松一点,但大问题也不能谈,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打苍蝇就不错了。”

*媒体监督需道德勇气*

李金铨说,虽然中国政府各级官员又出文件,又立法律,要赋予媒体监督职能,但是在现行制度下,媒体要在夹缝中行使监督职能需要有极大的道德勇气,并要准备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

他以大胆敢言的《南方都市报》为例说,该报因报导孙志刚问题引起温家宝总理的重视,得罪了广东省当局,又因报导萨斯疫情问题,得罪了广州市当局。在当局找不出《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的办报经营问题时,他们就以财务不清为理由重重地惩治了程益中。

李金铨说,在中国,敢于以监督政府为己任的媒体以及记者能够安全着陆、全身而退,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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