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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2:21 2016年12月09日星期五

反右运动五十年 反右阴影仍未散


50年前的1957年6月8号,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揭开了在全国开展反右运动的序幕。毛泽东使用引蛇出洞的策略,先引诱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随后发动反右斗争,把给中共提意见的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有的右派分子被发配到青海等地的农村劳动改造,有的被投入监狱,造成无数中国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帽子横飞 受难者众*

就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人数来看,反右斗争成为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尤为不及的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镇压活动。

关于这场运动受害者的人数,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为55万。这一数字引起海内外很多专家学者的怀疑,认为大大缩水。《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一书的作者丁抒指出,在反右运动中,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分子”、“极右分子”等各类帽子的共有120万人。

后来成为总理的朱熔基当年也被划右派,足见此次运动规模之大。

德国之声说:“据中国政府自己的统计,50年代中期,国内约有知识分子500万。即使以中共公开承认的数字55万为准,受到打击的人数也超过了知识分子总数的10%。对知识界这样的清洗运动在人类现代史上尚无先例。”

*官方媒体回避*

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中国官方媒体没有对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意义的日子有任何报导。海外媒体报导说,中国媒体接到主管宣传的上级部门的警告,不要发表任何有关反右五十周年的文章。显然,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这个不光彩的疮疤,当局不准备,也不愿意揭开。

*匿名恐吓信真伪*

下面让我们回放历史。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文章首先声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支持共产党的看法,结果有人写了匿名信到人民日报恐吓他。

人民日报没有刊登所谓恐吓信的全文,仅仅摘录了部份内容,然后上纲上线地说道:“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人民日报的文章说:“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援引“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的话说:

“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

“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

一些当年的右派对人民日报刊登的所谓匿名恐吓信提出质疑,认为这封信根本就是伪造,目的是找借口在全国开展反右斗争。这和当年希特勒伪造国会纵火案是异曲同工。

*伤疤未好能忘痛?*

关于今天是否还有必要再提历史伤疤,一些中国民众通过互联网表达自己的看法。联合早报刊登中国分析人士于泽远的文章,题目是《“反右”阴影没有完全消散》。

文章说:“1957年6月8日开始的‘反右’不是一般的陈年旧账,它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不仅是50多万知识精英横遭不幸,也不仅是章伯钧、罗隆基等近百个‘右派分子’至今得不到平反,更在于它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开端;在于它通过政治打击和人身迫害,阉割了中国知识分子承担社会正义与良知的传统,使自古以‘铁肩担道义’为荣的知识分子沦为权力的婢女。

“‘反右’造就的不仅是无辜‘右派’们的一幕幕个人悲剧,还从根本上摧残了中华文明向来重视的和谐、诚信、善良等美德,让人性之恶如出笼猛虎不受约束,让暴戾之气充斥社会,直至1966年开始了长达10年的文革浩劫。”

尽管海内外舆论纷纷呼吁中共给反右运动彻底平反,但中共第三代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仍未重新评价反右运动,也没有给今天已经年过古稀的当年右派们及其家人进行任何经济赔偿。

*官方定性的傲慢与偏见*

目前中共领导层在反右问题上,仍然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对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说法,那就是:“ 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结论没有提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即先是鼓动知识分子积极“参政议政”,大鸣大放,再给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扣上“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的帽子,反而在决议中写上“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结论。

中国独立政治评论人士于泽远认为,显然,这一结论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和权力的傲慢。

*为何否定文革而不否反右?*

新加坡联合早报最近发表《中国反右斗争五十年》的文章,认为中共对反右的否定没有对文革的否定来的彻底。文章说:

“与清算‘文革’相比,中国官方对‘反右’运动的定性至今没有完全到位。1978年9月,即在邓小平复出之后,中共决定摘去大部份‘右派分子’的帽子,但避谈‘平反’,更不否定‘反右’运动。新加坡海峡时报认为,其中主要原因在当年曾经直接执行‘反右’运动的邓小平身上。因为邓小平的缘故,中共官方后来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一直都是讳莫如深。 ”

一些专家认为,在文革中,邓小平和刘少奇被毛泽东打成党内最大的两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惨死河南开封,邓小平全家受到残酷的迫害,因此邓小平复出之后,立即对文革进行了彻底否定,甚至逮捕了毛泽东的遗孀,并且粉碎了毛的亲信“四人帮”。而在反右斗争中,邓小平所起的作用则是为虎作伥。当年邓小平积极协助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并且担任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

香港时政杂志“开放”主编金钟认为,“有关反右处理,基本上是邓小平个人的权谋因素在起作用。”

*反右干将邓小平*

美国非营利组织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出版的电子刊物《议报》刊登特约作者申渊的文章,分析了邓小平在反右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议报》为这篇文章发表编者按说:

“邓小平是五七年反右运动受毛高度信任的总指挥,利用他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策划和领导整个运动,对残酷迫害上百万知识份子负有重大罪责。但邓复出后死不认错,不予平反,是政治上专制到底的明证。”

《议报》特约作者申渊的文章说:“ 世人往往都把五七年那场反右浩劫算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帐上,有人甚至臆测刘少奇和周恩来是毛的帮凶。殊不知阳谋的真正帮凶是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分别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总书记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政法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的身份,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正副组长。邓、彭两人参与策划并具体领导了这场浩劫,紧跟毛的战略部署,亦步亦趋。邓彭两人是仅次于元凶毛泽东的阳谋第二第三号刽子手。 ”

据报导,在反右斗争的二十年后,胡耀邦提出给当年的右派平反,邓小平仍然坚持说“不”。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甚么问题呢? ...... 这个时期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些思潮是不行的。”

一九八○年一月六日他又说:“另外我想提醒一下,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简单地说,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它过份扩大化了。”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也回忆道:“父亲始终认为,不能说整个运动是错误的。”

*邓小平反右报告未入邓选*

然而,《议报》注意到,虽然邓小平嘴上不松口,但是毕竟坚持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这一说法有些底气不足。邓小平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出版时,亲自抽掉了他的“杰作”--五七年反右指导性文献《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以及一系列的有关文章和文件。《议报》特约作者申渊不禁问道:“如果反右真的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何必抽掉这些文章呢!”

反右运动究竟有没有必要,究竟是不是错误,其实在这场运动五十年之后,历史已经铸下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答案。只是中国官方还没有足够的信心去顺应时代和民意的要求,实事求是地对那段历史予以重写。

申渊在文章中说:“无论就社会稳定和经济实力而言,还是就国际安全环境来说,现在的中国早已走出了毛泽东时代,甚至也超越了邓小平时代。在面对‘反右’这个历史问题时,邓小平时代所遇到的局限,现在基本上已经消失。为了社会的和谐,增强凝聚力,中国有必要对类似的陈年旧账尽早做一个彻底的了结,否则就会继续被牵累。”

*右派老人聚会放言*

尽管中国官方媒体没有纪念反右五十周年,但是一些右派老人不顾中共当局的禁令,仍然在中国国内举行研讨会。美国出版的观察杂志最近介绍了北京一些右派老人聚会的情况。

今年已经八十多岁的人民日报社记者刘衡在书面发言中说:“党如果不敢正视自己走过的艰险曲折之路,能够变得伟大、光荣、正确吗?只会使‘伟光正’成了人们嘴上的笑谈、讽刺、咒语。如果连对百万人造成严重伤害的错误与罪行都不肯承认、道歉与补偿,对历史造成的社会极为不和谐的事实都要否认,怎么可能化解日益沸腾的民怨,怎么带领全国人民去构建现在和未来的和谐社会呢?”

广东离休右派粤风在发言中说:“自反右以后,中华民族犹如害了一场大病,五千年的‘诚信’理念被毁。好心当成驴肝肺,身家性命遭大难,谁还敢放胆进谏?谁还敢独立思考?谁还敢实话实说?如今贪腐多如牛毛,假冒伪劣成风,诚信的缺失,成为一切时弊的根。”

他说,“中华民族怎样崛起?不在有多少美元、核弹、卫星、GDP,而在于道义无亏。只有正义得以伸张,人们心里的疙瘩扫除了,才会带来硬实力、软实力的大提升,那才叫和谐,那才叫阳光,那才叫强大。我活了近80年,渴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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