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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9:06 2016年12月09日星期五

1949之后:毛泽东关注的大右派林希翎


在数十万右派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当时的在校大学生,其中就包括特别受到毛泽东关注的大学生,所谓的头号学生右派林希翎。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1949年13岁的时候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从部队转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并且成为小有名气的杂文作家。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促使她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林希翎说:“胡耀邦的机要秘书曹治雄跟我谈恋爱,一天到晚追着我。后来,我们两个准备毕业以后结婚的。就是因为他给我看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一看呐,当时气得不得了。没想到我心目当中那个向往的苏联内部这么黑暗,杀了这么多布尔什维克。”

1957年,毛泽东宣布共产党整风,请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鸣放”提意见,说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林希翎自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引蛇出洞”之计。

林希翎说:“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所以上当受骗啊,全是毛主席号召我们怎么样反对‘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给我们的党造成极大的危害。你们应当帮助党整风,批判这些‘三害’,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讲得漂亮得不得了。”

在5月23日到6月13日这期间,林希翎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发表六次充满激情的讲演。

林希翎说:“北大两次,人民大学四次,正式的。那简直热烈的不得了啊。后来打我的时候说,林希翎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向党进攻。真是开玩笑,哪里什么组织,孤家寡人一个。开始是一个我的同学,叫刘秉彝,他也是部队转业的,他在中文系读书,经常来我这儿玩玩。我们是一个部队的。‘到我们北大来看热闹,看看’。哎呀,大字报、大鸣放,给我形容一番。到校园一看呐,一下子吸引住了。图书馆正门进去,‘继承发扬五四革命传统精神’。那个‘五四’的那种气氛啊,整个校园红红绿绿的大字报。看看看看,看着大概就是走马观花看一遍。提出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尖锐的,正是我所想的。那天晚上开辩论会,物理系的学生和法律系的学生辩论胡风是不是反革命。”

林希翎本来并没有想介入这场“鸣放”。

林希翎说:“我也不是没有考虑到我个人利益。我马上要毕业了,我马上要结婚了,我去碰这些麻烦事干吗?这些问题可是政治问题,很敏感的。胡风问题,这是毛主席在中央规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这个人性格里面啊,我父亲、老祖宗是山东人,可能‘水浒’那种基因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种性格害我一生的悲剧。都是为了打抱不平给卷进去,我自己这个倒霉。所以,那次我根本一点计划没有。他们要我去,一定留我吃晚饭。那好吧,我也感到新鲜,我去听听吧。但是我不发言,我说‘说好了’,因为这么大的问题可不能随便讲。所以,我坐在主席台旁边,我听听。可是也没经过我同意,那个主席当时宣布:现在我们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女学生,青年作家林希翎,请她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呢,一点思想准备没有。所以,我的6次发言从来没有讲稿的,连提纲都没有,都是信口开河。就把我推上舞台了。从那一刹那起,半个世纪以来,好了,我到现在都下不了台。”

林希翎究竟在讲演中说了些什么,使她最终成为大学生中的头号大右派呢?

林希翎说:“总的诉求,我牵扯的面很广:政治、法律、文艺、教育,甚至两性生活、婚姻爱情,差不多都谈了。想怎么谈就怎么谈。对共产党当时的内政、外交,对苏联的政策,学习苏联的经验,全面地进行质疑、批评。最严重的问题是,一个呢,我说批判‘三害’,同学们要讨论一下‘三害’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就是治病嘛,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该找出病根才能够对症下药。我认为这个‘三害’产生的根源与现存制度有关。那你认为现存制度是什么制度呀?我认为,不仅在中国,甚至在苏联,都没有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斯大林宣布1936年建成了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如果苏联建成的是真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产生那么严重的错误?法制遭到这么残酷的破坏。没有民主,没有法制,国家怎么能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都讲过,一个新的社会是从旧社会产生出来的,都有带上那个旧社会的政治、道德、宗教各种痕迹。那么,我们中国,以前讲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所以,我们革命成功以后,也是带着这些痕迹呀。你不能说这样一个社会,就马上说它是社会主义了。如果是一定要说是社会主义国家,你当然要和资本主义区分开来,你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泛泛的。我也说这是封建社会主义。所以这句话,我罪名里就带一条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

林希翎5月23日的讲演马上被整理成内参。毛泽东看到以后,当场将她定为“学生右派领袖”。但是林希翎认为,反右运动不能只归咎于毛泽东。

林希翎说:“实际上,像刘少奇啊,邓小平啊,当时都是反右的急先锋。他们是罪大恶极的,是共犯。不仅是共犯,还是主犯。后来把罪责完全推到毛泽东身上,这个完全是不对的。我在北京大学第一次演讲,5月23号的演讲,马上发‘内参’嘛。‘内参’上第一次批示的就是刘少奇:极右分子,请公安部注意。可以说,我第一次演讲,专政的机器已经对着我了。”

林希翎不仅自己被打成右派,而且还株连了一大批人。

林希翎说:“在1957年,我株连了中共中央三个中央委员。一个是吴玉章,人民大学校长;还有一个谢觉哉,内务部部长;还有一个就是胡耀邦,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机要秘书曹治雄当时正在跟我谈恋爱,马上开除党籍,打成右派。害得胡耀邦呢,也给他下放,到陕西去了。吴玉章,他的外孙,叫蓝其邦,在我们人民大学经济系读书。吴玉章当时是在生病,他就叫他来看看我,听说我在大学演讲,都讲些什么。他来的时候我不在家,就在我房间里留了个条子,说吴老派我来看看你,向你拿些材料。这个条子后来反右的时候,我的所有东西都检查,发现信件中有这么一张(条子),就把他也开除党籍,打成右派。一开除以后马上离婚了。谢觉哉,他也是为了接见我,要秘书给我写信。他的秘书给我写了一封信。结果因为这封信查到了,把他的秘书,他最爱的这个秘书打成右派、开除学籍、开除党籍、下放,妻离子散。我还特意到党中央办公厅去,向毛主席反映意见。党中央办公厅就给我记录。那个记录的工作人员叫王文,是个支部书记。还有杨尚昆也写了个‘阅’。后来我打成右派,他们都受株连。杨尚昆检讨;王文打成右派。老党员,妻离子散。我株连的人啊,中央机关据说150个人以上。”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处理林希翎的报告上批示说:“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然而对林希翎的迫害远远没有就此结束。据曾经受林希翎案牵连的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官员王文回忆,1958年的一天,刘少奇问起林希翎的情况。人大的学生反映林希翎没有“低头认罪”。刘少奇说:“那你们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嘛。”不久,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到人民大学,说“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

林希翎说:“到1958年7月份,当人们都淡忘了这件事的时候,就进行秘密绑架。”

结果,林希翎被以“反革命罪”判处15年徒刑。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林希翎即将刑满的时候,毛泽东在1973年突然又想起了林希翎。

林希翎说:“毛泽东问起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哎,那个林希翎怎么样啊?好不好啊?吴德说,哎呀,我不知道啊。她的事情出的时候,我没在北京市委工作。我给你打听一下。结果他们从公安部打听到,说我已经关起来,关在浙江劳改农场。跟毛泽东汇报了,毛泽东大发脾气:关她干什么?她很年轻,挺能干的。分配工作!就这么一个最高指示,没有任何文件,发到浙江省委。浙江省委到劳改农场宣布。释放也没有任何文件,释放证都没有。就给我分配到金华地区一个很偏僻的山区,叫武义县。在那个地方找一个农机厂,叫我在那里做工人,而且给我的条件是保密,过去的历史一个字都不要提。就用我程海果的名字。只有县委书记知道。当然了,以后那个县委书记,那个王登林,后来也成了好朋友。我在住医院的时候,他来看我。他就说,‘海果,你在我这里啊,你可得乖乖好好的。当时我不敢接受你啊。我这个小县城哪里接受得了你这个大人物啊’。他说,‘你啊,在这里就好好过日子吧,过去的事情忘了吧。你想,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么忙,他居然想起了你,把你释放。你想想看,除了毛主席,别人谁敢插手你的问题啊?这么大的事’。我后来结婚那个丈夫当时就是那个农机厂的技术员。他比我小11岁。他们上边说,给你们分配一个北京来的大学生。他们以为我是刚刚毕业的。所以,我这个丈夫就追求我。到这个程度我就告诉他了,他向我求婚啊。但是呢,他在医院里照顾我的时候,他听到王书记跟我的对话,他傻眼了。啊?海果的事是毛主席规定的?毛主席放的?但后来时我不能改正啊,这个消息啊,对他是极大的打击。后来我就问他,那你当初干什么了?我都告诉你了嘛。我坐牢15年,我是大右派,我都如实告诉他了。他当时很天真,说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嘛。毛主席都信任你,我还能不信任你。就那么个头脑简单。那你说,我们都给毛主席玩了,也不知道谁捉弄谁。”

为了孩子不受自己影响,林希翎曾经多次去北京争取翻案。

林希翎说:“我第一次去翻案的时候,(19)75年,我刚生了孩子,第一个孩子。我不能忍受我的孩子将来还是右派。这个是母亲的职责。我觉得我的案非翻不可,就跑到北京去翻案、上访。我还想去找邓小平。那时候邓小平还受批判。结果呢,那个信访组啊,国务院的什么,马上通知公安局,把我立即抓起来,又在海淀分局关了两夜。然后通知当地公安局把我抓回去。这一抓回去,那个时候正好是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时候,那个造反派一下子把我的事情全部公布。工厂里面那个最坏的坏头头就给我挂上牌:打倒反革命!大右派到北京去找邓小平翻案,新的罪名。又辱骂,又殴打。这个姓侯的书记,这个王八蛋是一个国民党的俘虏兵。我要不然那么讨厌国民党啊。(笑)国民党奇怪,林希翎啊,你是共产党迫害你,你怎么对我们国民党讨厌啊?他就不知道我的生活经历。”

1978年以后,林希翎又到北京争取翻案。但是她不认错的态度使中共官员十分恼怒。

林希翎说:“55号文件,它说,右派经过二十多年改造,都已经改造好了,所以给你帽子都摘了,包括我。我就不接受。他来给我落实政策的时候,我说:‘抱歉,其他右派是不是改造好了,我不知道。可是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改造。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我没认过罪。所以我也不要你摘帽!我拒绝摘帽。’我到人民大学去落实政策的时候,他说:‘林希翎啊,你难道一点错误都没有吗?你总应该做个检讨。’我说:‘错误,做人哪里没有错误呀。可是我有错误,你们有罪!你们冤枉好人,制造冤假错案,你们是罪人,历史的!我写检讨?我坐在监狱15年都没写过检讨,我现在还给你写检讨啊?太阳从西边出来吧!地球倒转吧!’这个态度也冒犯了他们。”

就连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胡耀邦也爱莫能助。

林希翎说:“我到北京去翻案几次,结果胡耀邦批示了三次,要给我改正的。结果还顶住了,没给我改。”

1979年,翻案无门的林希翎给邓小平写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申诉材料,希望邓小平“能予以亲自过问和彻底平反”。结果,林希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而且,她的案子再一次株连了胡耀邦。

林希翎说:“改正不改正这个事情啊,是胡耀邦和邓小平的一个根本分歧,也是胡耀邦挨整的根源之一。我前两年去北京见到胡耀邦夫人。李昭跟我讲,她说:‘林希翎啊,你的事情是耀邦同志的罪状之一啊。’”

林希翎终于明白为什么写给邓小平的信石沉大海无消息,为什么她永远无法翻案。

林希翎说:“邓小平这么讲:反右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犯了扩大化错误。他光承认‘扩大化’。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改了,你就为了我一个林希翎右派,你就发动这么一个大的运动,冤枉这么多,你还‘基本上是正确的’。你说这些官僚脑袋怎么长的?为了证明他‘基本上是正确的’,就得留上几个典型啊,不能改。所以,民主党派的五个不能改,大学生,谭天荣都改了,我没改。那五个没有改的都已经死了,只有我一个活着。邓小平本身就是反右的刽子手。他自己干的事,他能否认自己吗?!他这个政策就是改造、利用、限制,不愿让你真地翻身。所以,他是双重标准。他自己文化大革命挨批判,他就能平反,彻底平反,百分之一百、两百地平反。官更高,房子更大,车更小。但是他们当年整人的这笔罪,他否认。”

1983年,带着失望和绝望的心情,林希翎离开了中国,后来在法国定居,入了法国籍。2001年,当时的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问法国期间,林希翎曾经同胡锦涛有过一次简短的交谈。但是双方没有谈到任何实质性问题。

林希翎说:“胡锦涛他们是好人。但是他没有条件把这个问题做正确处理。为什么呢?江泽民也好,他也好,他们的权力来源是邓大人定的,隔代接班啊。我让你当皇帝,你反我啊?从他们那个道德伦理上都说不过去。”

前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认为,林希翎没有必要翻案。

林希翎说:“李锐跟我讲:‘哎呀,林希翎,你要它改什么东西呢?留着不改更好。成了文物。谁给谁平反啊?’”

当年,一个审讯林希翎的中共老情报人员对她拒不低头恼羞成怒,对林希翎咆哮说:“你看着罢!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你这个老毛丫头!我要让你年青青地进我这监狱,而把你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

林希翎说:“劳改队的队长说:即使我们把整个监狱里的犯人,把你们都释放了,我还得留着林希翎给我们看大门呢。”

显然,这两个中共专政机关官员都没有实现他们的预想。同时,今天的林希翎所关注的也早已不是要翻半个世纪以前的案了。

林希翎说:“我现在要它平反?我告诉你吧,我对它执政的合法性都质疑。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跟邓、毛都一样,他们甚至都不是党内选出来的,他们不是人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他们的合法性在哪里?它给我平反?将来看看历史,我们这批人是不是能原谅他们!这还是个问题。谁给谁平反?我看他们很可怜。

“我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我这个思想老超前。说话都说早了。人家看过一本书,叫《原上草》,北大的,包括谭天荣那些右派的言论集。你现在翻开再看看,有哪一点错了!基本上都是对的,就是说早了。
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像台湾的民主化,开放党禁、报禁,成立反对党,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步迈不出去呀,中国是没有希望的。不仅是我这个右派,整个你看看,右派下来,文化大革命,六四,搞法轮功,以及现在国内对维权运动的镇压,这些人不平反、不改正,根本问题是为了还要继续这么干!如果把原来的平反了的话,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法律上的根据继续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呢?制造冤假错案是制度性的!当专制集权制度不推翻的时候,不管谁当权,必然地一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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