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障碍链接

中国时间: 23:43 2016年12月09日星期五

1949之后: 老右派的辛酸泪


中国官方说,一共有55万个右派。对于政治来说,这只是一个数字。无论是相对于美国的3亿人口,还是相对于中国的13亿人口,55万并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今天,我们对半个世纪以前中国那些右派所经历过的磨难有多少了解?我们当然知道,这55万个人,每一个人都像你我一样,要经历每天24个小时、每年365天的实实在在的生活。然而,我们是否知道,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着一个令人心酸、催人泪下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请几位当年的右派讲讲他们的故事。

*“杀父之仇”+“党天下”言论*

张成觉,广东人,1939年生于香港。1958年1月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学期间被打成右派。

张成觉:“第一,我是在劫难逃,因为我的父亲是土改的时候被镇压的,所以我就属于有杀父之仇了。共产党认为你这样的人啊,就算你不讲什么右派言论,也要收拾你。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呢,我承认我是右派,因为我对所有的右派言论,特别是储安平那个‘党天下’,我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把一党专政的本质用三个字概括得淋沥尽致。我也就这些政治问题讲了很多话。我那时还很小,才17岁。我进交大的时候还没满17周岁,所以我实际上是重复了那些大右派的话,特别是储安平的话。可以说就叫‘积极地宣传和扩散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反动谬论’。”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张成觉和中国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仇恨共产党是自然的。但是张成觉否定了这种看法。

张成觉:“我父亲被镇压的时候,我才11岁多一点,我甚至对我父亲到底做过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我很长时间认为,也可能他是罪有应得。而且我们家几个哥哥和姐姐都参加了革命,而且有的已经入党了,那个时候。所以我是在我父亲这个问题上,我对共产党是没有任何敌视的。我大概是跟绝大多数右派一样,是看不惯那些共产党里面的不正之风,激起一种义愤,然后就提出批评。我们并没有想到要推翻共产党。”

*流放充军*

反右运动对张成觉的处理是“保留学籍,监督劳动”。但是所谓“保留学籍”根本是虚晃一枪。“监督劳动”也变成了流放式的劳改。

张成觉:“后来我们全部弄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充军的交大的115个右派,除了有几个教师以外,其他都是没毕业的。我60年9月就充军了。61年的9月底突然通知我,给我摘帽。那么既然摘帽了,就是说我不是右派了。那么你说保留我的学籍。北京的一个哥哥写信给交大党委,说我弟弟现在已经摘帽了,是不是可以给他复学。学校党委给他回了封信,打了官腔,说像他这样的右派到了边疆嘛,改造思想嘛,应该是继续锻炼。因为它那个处份呀,名义上叫保留学籍,实际上等于已经把你踢出学校了嘛。”

张成觉在新疆一呆就是22年。

张成觉:“结婚是1969年。我太太呢,她是梅县人,就是叶剑英那个故乡。梅县那个地方穷得叮当响,地又少,所以她在那里熬不住了。69年呢,她就到新疆去,想办法找工作,到兵团。因为她同乡早就到了新疆。我就这样认识她、结婚。因为我老婆去的时候,刚好新疆那时候不招收工人了。那只好通过结婚才能留在新疆。”

当时,介绍人并没有把张成觉是“摘帽右派”的情况讲出来。

张成觉:“他们好像没讲这个事情。他们只是说,这个人是个大学生,人满老实的。”

但是纸包不住火,张成觉的妻子还是知道了这个情况。

张成觉:“肯定是不满意了。第一次还不是我告诉她的。有一次跟一个转业军人发生了争执,那个人就乘机把我这个疮疤挖出来。那么她听到了。那当然感到很无奈了。

“但是因为她姐姐跟她姐夫,特别是她姐夫很会做工作,就说,你从梅县来这里,那你不找这个大学生,虽然是个摘帽右派,那你难道找一个劳改释放的,刑满就业的?那个年龄还大,还没有文化,你愿意吗?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就是说,这个右派大学生总比你找一个年纪更大的劳改释放犯好。而且那个时候已经生米成熟饭了嘛,大孩子都出生了嘛。也就这样凑合了。”

*“因祸得福”*

张成觉夫妇在新疆生下了三个女儿。“黑五类”的子女,在当时的中国很受歧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成觉所在的工作单位主要由劳动教养刑满释放人员组成。相比之下,“右派”也没有那么“坏”。张成觉的子女反而“因祸得福”。

张成觉:“因为我所在那个单位是个‘新生’职工单位,那个劳改犯的子女跟我右派子女比呀,哎呀,也不是彼此彼此?不过当然他们比我高一点点了。但是我有我的优势,我有文化啊。因为农民啊,他对文化也是很矛盾的。有时候他对文人啊也很反感。但是农民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多读点书。所以他对有文化的人也不是全面地都敌视。

“打个比方,没有头发的人,有时候是很痛苦的啊。假如大家都是秃子,有一个秃得厉害一点,有一个秃得没有那么厉害,那相对来说,那种自卑感也就没有那么厉害了嘛。对不对?假如多数人都是有头发的,你这个少数人是秃子,那很惨的。”

张成觉在1982年离开新疆,并且在1988年离开中国大陆,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香港。

*支持自由民主+批斯大林*

叶国荣,出生在越南的华侨,在中学期间就受到中国左倾思想的影响。

叶国荣:“比如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都是给我的思想打了基础的。而且我家庭贫困,‘等贵贱,均贫富’这种共产理论,我有天然的接受倾向。”

1953年,心向中国的叶国荣从越南游过边界上的一条河,偷渡进入中国,并且在当年如愿考入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叶国荣不仅加入了共青团,还担任了班长。1957年,中共发起反右运动。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亲自到武汉大学动员教师和学生“鸣放”。

叶国荣:“王任重当时是湖北省委书记。他曾经到学校召开座谈会。听了别人讲的话,我很同意他们。而且我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对自由、民主也是很喜欢。相对来说了,我就感到共产党缺乏这方面的。比如说,1955年反胡风,‘肃反’的时候,我就说,胡风这么坏,借他的书来看看到底他是怎么坏法。我到图书馆呢,一本书都找不到。我就感觉到,只准批判者讲话,不准受批判者辩护,这是不公平的。

“当然有些同学反对一党专政,提出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时候,我就同意他们。在反右过程里边,我实际上也没有写过大字报,也没有发过言,但是我同情那些同学,我以班长的身份带领全班同学去支持他们。”

叶国荣的行为构成了成为右派的理由。同时,他的毕业论文导师也对他落井下石,使他多了一条“反苏”罪状。

叶国荣:“我的毕业论文是要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经济理论。草稿里面,我说斯大林这个作风是‘恶人先告状’。我跟我的指导老师讨论我的毕业论文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意见。他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反右以后,他就揭发了。”

*偷越国境被遣返*

此后,叶国荣经历了二十多年不堪回首的生活。

叶国荣:“批判我说,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不承认这点。我不承认,就加重我的处份,不分配我的工作,监督劳动。最初在图书馆劳动。后来我就跟着下放干部一起到农村去。‘大跃进’以后,生活有困难了,学校自己要办农场,我就回到本校农场,在养猪场养猪;在蔬菜大队种蔬菜。

“劳动到1961年,前后有4年的时间,然后摘掉帽子,调回系里面,要我搞资料工作。但是只搞了两年,学校又把我冒充应届毕业生,赶出学校了。它硬是塞到一个市属的工厂里当统计员。

“文化大革命时,我就偷越国境,67年,我重回越南。结果越南把我送回来了,判刑5年,68年到73年。坐满了以后还是留场劳动。79年正式办手续出来了,到法国去了。”

*自责未挺身而出*

对于他和其他右派遭受的磨难,叶国荣不仅指责毛泽东,他还相当自责。

叶国荣:“从责任来讲,毛泽东是罪大恶极。但是也不光是他一个人,这个是制度问题,很多人的问题。我自己都有责任。我呢(哭)......我是受了教育的人,知识分子,我向往共产主义是个公平的社会。《国际歌》里面,‘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对不对呀?对嘛!我参加过共青团,我相信应该为这个事业献身。

“我和大家喊了‘万岁’,喊他‘万寿无疆’,那我是不是有罪呢?为什么我不挺身出来呢?如果有很多像林昭这样的人,肯定毛泽东的阴谋诡计就不会得逞。很多人看出来,但是为了自保,为了自己的生存,有口饭吃,随大流,没有献身的精神。”

*批领导不钻业务搞特权*

沈力成,195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分配到海军舰船修造部工作,授中尉军衔。1957年与北京大学教师赵根植结婚,同年被打成右派。

沈力成:“我是完全按照它的要求做的,给党提意见啊。我觉得党那么虚怀若谷,要徵求大家意见。党是有缺点的。任何人都有缺点。我们提缺点,那把它改正,那多好。所以我很兴奋。我提的主要是,一个就是希望当时的领导干部应该钻研业务。看到那些干部们上班,喝喝茶,拿报纸,对技术不钻研。这对工作很有影响。

“还有呢,就是特权。就是那次我到海军青岛基地去,我住在很高级的招待所。结果边上有一个游泳池,一个海滩游泳池。我跑过去,卫兵说你不能进去。我就回来在日记上写,我说这是特权,不好。这个海滨嘛应该是大家的海滨,怎么能够不让人进来呢?只有高级首长(可以)。共产党怎么好搞这些特权。不相信。很幼稚啊。”

像许多人被打成右派一样,沈力成的罪名之一也是“反苏”。

沈力成:“美国这个技术,空军的也好,陆军的也好,都有接触。所以一看苏联的东西,咂,不怎么样嘛!还有苏联很多它自己的教条的东西。”

*护夫退党*

沈力成被打成右派,妻子赵根植当时心中充满怨气。

赵根植:“58年,我每天下班回家经过校园,看到有些毕业班的学生,为了表现自己积极,把已经戴了右派帽子的同学拉出来斗,而且有的学生真地很年轻。我当时回来就跟我的同屋,还是我的好朋友,4年大学的朋友,就发牢骚。我就觉得这太过份了。这些年纪轻的人,他们说点错话,就是右派。那时候我的领导跟我说,右派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要划清界限。那我就觉得我不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他们都很爱国。他们没有反什么。结果我没有想到我的同学,我说的话,(她)都去汇报。

而且我因为是学俄语的嘛,尼古拉索夫写过一首诗叫《俄罗斯女人》,就讲沙皇把‘12月党人’都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矿坑去挖矿,有一个贵族的妇女千里迢迢去找她的丈夫。诗的题目叫《俄罗斯女人》。我就当时心里很难过,我就觉得我先生,我也不知道到哪里,类似西伯利亚的地方去,可能去流放了。那么我就在那儿抄那首诗,我自己的日记本。我就放在抽屉里。

“我没想到,她看我在写东西,她竟然就把我的这个东西交给我的那个留学生班。有一天,我去上班,怎么一下都变成我的大字报?然后马上就开会,就批判,说我为反革命丈夫鸣冤叫屈,说我要做‘俄罗斯女人’。我其实心里是有这样想,他们倒也没冤枉我。然后就找我谈话,就是说(我)跟反革命分子站在一道,右派分子站在一道,根本就没有资格做共产党员。

“我心里在想:这样的共产党员,我就根本不愿意做了。我原来以为做共产党员就是要学习好。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努力帮助同学。我想,你说的是对的,我本来就不是这个队伍里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说,但是你自己也没有什么右派言论。开除嘛,这一档你还不够。那么就叫劝告退党。他就说,你自己考虑考虑。

“我当时就回到教室里,撕下一张备课纸就写了一个申请退党。我说我不够做一个共产党。我没想到入党就是要去斗人家。这点我绝对做不到的,是违反我做人的本性的。

“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我还记得,叫戴新民,看了以后就拍桌子,勃然大怒。他说,你倒老痛快的嘛,几分钟就写好了,你是不是觉得丢了一个负担呀?就把我哇啦哇啦骂了一通。我也一声不响。我没有什么话好讲。”

*亲人遭殃*

沈力成被打成右派,还株连了自己的弟弟。

沈力成:“我那个小弟弟对航空是非常有兴趣。结果要考航空学院就不让他考。他想起这件事就很难过。我也很难过。”

文革期间,他的右派身份也株连了自己的子女。

赵根植:“当时我们楼上有一些工农干部子弟打我的大女孩子,那时候只有6、7岁吧。他们追着她打,她本来就是气喘病,很瘦弱的,只好逃回家里。就告诉她不要出去。结果他们就从玻璃窗里,热天开着窗嘛,就丢大便啊,石头啊,什么都往里面丢。”

*环境逼良为恶*

半个世纪以后,赵根植和丈夫沈力成生活在美国。对于当年好友出卖自己,赵根植有了更客观的认识。

赵根植:“我那个同学,原来也是一个蛮好的同学,满要好的。但是就是说在那种政治运动里边,那种社会环境下,就逼着一些本来还很好的人就变成很邪恶。就是要靠着这个才能上去。她本来业务比较差的。结果她就靠着这个升上去了。后来她一直是留在大学里。

“我俩(20)04年回去的时候还碰到她。(她)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我就觉得,我并不恨她。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那个时代决定的。很多很多人,你知道,原来我在我的班级里因为年纪比较小,我觉得我的同学都非常好,他们对我都非常好,觉得真的是自己一生里很值得记忆的年龄。但是后来,就是看见你,都背过脸去了,没有一个人再理你。

“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个时候还没离开北大。有一次,一个阿拉伯埃及人强奸了一个弱智的女孩子,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后来就是我们教职员工和学生都来开会。因为翻译人员不够,就把我原来班级留校的一些学生,研究生、助教都找来,给另外的一些学生翻译。他们看见我就好像没看见一样。当时那个心里是很凄凉的。

“后来九十年代吧,我原来最好的一个同学,常常去我家的,很熟悉的,可以说我一家人都对她很好。她写了一封信。她就说:‘我是流着眼泪给你写信。’就是说这些人当时都是迫于那种政治的高压,为了要剖白自己,免得惹祸上身,只好做与良知违背的事情。但是习惯了,最后就不知道什么是良知了。就觉得政治气候怎么样,就怎么样做。”

一场反右运动,酿成多少人间悲剧,也毁灭了多少师生、同学、朋友、甚至亲人的关系。但是赵根植没有随波逐流。

赵根植:原来我是在北大外国留学生班教留学生的。反右以后,说我不划清界限,不跟右派丈夫离婚,就被调出那个地方了。因为留学生工作算外事工作,所以我没有资格。调到一个老远的中学。”

*危难中的忠贞*

当时,赵根植承受的精神压力绝不比丈夫沈力成要小。但是她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支持自己落难的丈夫。

赵根植:“我是想到我先生以后到哪里去,要怎么办,我的孩子出生了怎么办,想到的是这个。那种精神屈辱,没有经历过当时那种生活的人很难体验。觉得你真地要靠意志,就觉得你不能死。本来我还有几个比较好的同学,还以为我要跳未名湖了,结果就来劝我。我想我不会死的。一方面我就觉得,我还要支持我的先生,因为我觉得他很冤枉(哭)......哎,就是这样。”

半个世纪以后,当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行为早已为人们所不齿。而危难之中的忠贞不渝仍然为人们所赞叹和称颂。

XS
SM
MD
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