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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0:30 2016年12月09日星期五

中国群体事件酿成革命可能性低?


中国的一位公共管理学专家最近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逐年增加的群体性事件酿成革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其他一些专家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星期三,在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主持的一个讲座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二平公布了一项有关群体性事件的研究结果。王二平指出,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很多社会矛盾都可以从群体性事件反映出来。

*王二平:不代表一种社会革命或暴动反叛*

王二平表示,各级政府在全力发展经济的同时,难免会作出一些触犯老百姓利益的事情。因此,通过调查老百姓的态度,可以帮助政府发现公共问题,检讨公共政策方面的失误。

他说:“群体性事件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时期的一种现象,它既不象政府说的有境内外坏人的操纵、挑唆,也没有什么组织性,也不象一些外国朋友认为的中国出现了政治危机,政府到了崩溃的边缘,马上就要爆发革命了,它只是老百姓通过其它的恰当的诉求渠道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采取的弱者策略。”

王二平举例说,就如人身上长了癣,非常难受一般,群体性事件是社会机体上长的癣,但是它不会要人命,因此不代表一种社会革命或暴动反叛。

但是,王二平也指出,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存在两个重大缺陷:“一个是对发现公共问题不敏感,另一个是解决问题的成效很差,也就是说,政府经常以为它这么做可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老百姓并不满意,他们认为这么做对他们不利。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对国家起到一种纠错的作用,能够帮助及早地发现公共政策的失误,及早地从老百姓的抱怨和不满中发现公共问题和公共政策失误,从而减少群体性事件造成的社会震荡。”

王二平认为,中国老百姓在遇到不公平的对待时,大多选择私下解决问题。他指出,在私了、行政和法律手段,例如向媒体反映,向政府投诉和信访以及打官司等途径都不奏效的情况下,老百姓要么忍受,要么就采取联合对抗、罢工、罢课、乃至示威游行的方式来进行反抗。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社会问题学者丁学良认为,中国体制内的学者都是从政府那里拿研究资助,作出的研究结果如果相当负面,即使事实根据再充足,也不可能正式公布出来,而正式公布的研究结果通常和官方现有的观点、解释或政策方面的声明没有明显的冲突。

丁学良指出,革命概念的界定,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局势作出的评估:“如果你把革命定义为老百姓上街,而且至少有几万人同时上街,甚至采取暴力行动,那么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当然很小。中国政府现在对付大规模集体行动,尤其是对付大规模集体行动中出现的暴力冲突,有非常充足的准备和资源,因此这种事情不大可能。如果界定的清楚,使得人们对这份研究报告拿来作为一个判断短期社会局势使用的价值和可靠性就有可能上升。”

丁学良还指出,一个国家或社会从未发生过一天规模比较大的集体抗议,绝对不能说明这个社会完美无缺。丁学良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可能没有一部分人或一群人对某一事件不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每年发生群体性抗议事件,说明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心态比过去成熟了。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或社会也不能每天都发生抗议活动,否则社会就无法正常运作。丁学良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社会。
另外,中科院所作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的满意度实际上在上升,例如2007年民众对中央政府的工作满意度约65%, 而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2005年只有约1%,2006年上升到30%。

王二平指出,这说明地方政府的工作也在改进。北京维权律师黎雄兵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社会现实:“ 这个满意度实际上是在大幅度下降,它的一个表现就是大量群体性事件不断的发生,这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至于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是不是会导致中国社会的暴力革命,我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到这样一个阶段,一个国家的改革进步,政权的交替或优化,当然不一定要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去实现。我同意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国社会存在暴力革命和暴力运动的可能性比较小。”

黎雄兵律师指出,社会矛盾的加剧更多反映的是公民在思想领域上的革命,也就是在人权、民主、自由和法制等普世价值上的革命。黎雄兵律师认为,群体性事件的多发,表明了这个革命的到来。
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事件数量增多、涉及面广、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人数多、行为越发激烈等特点。

根据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从1993年到2003,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

关键词:中国,社会动荡,群体事件,警民冲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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