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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2:46 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

奥斯陆 四日四记 (作者: 方励之)


2010年12月11日,方励之夫妇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后在挪威奥斯陆机场等候返美班机(美国之音王南拍摄)

2010年12月11日,方励之夫妇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后在挪威奥斯陆机场等候返美班机(美国之音王南拍摄)

2010年12月8-12日,李淑娴和我去挪威首都奥斯陆,参加诺贝和平奖颁奖典礼,顺便在奥斯陆大学访问。也可以说,我们的行程是,12月9日在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活动,我讲了一次暗物质,第二天有空,正好能在奥斯陆市政厅里站脚助威。

海盗的今昔

对我们这种非历史内行来说,对挪威的过去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曾是个海盗(Viking)国:野蛮,抢劫,无精致文化等等,可比明朝时沿海的倭寇,或今日之索马里。虽然丹麦国的海盗不亚于挪威,但因丹麦出了N.波尔量子力学学派,印象全然不同了。

为此,我们去参观奥斯陆的海盗船博物馆,门票60 克朗(合10多美元)。展厅荡荡空空,只有三艘海盗船残骸,及其它少量残片。平均说,看一艘残骸,就要三美元,大有被海盗坑了小钱的感觉。(在亚利桑那州,历史博物馆是不收门票的)。

十和十一世纪,挪威是海盗“强国”。对应的中国,是北宋年代。比之清明上河图上的堂堂游船,海盗船博物馆里的展品,不折不扣就是三条贼船。海盗船博物馆的展品中,也没有文字残片。一千年前的奥斯陆文化,看起来就是一窝“不识字”的海匪。而同时代的程顥與程颐,已在构建宇宙模型了。

这是昔。

今天的数据则是:奥斯陆大学成立于1811年,明年要办200年大庆。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校龄,就不及海盗国的大学了。奥斯陆大学的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成立于1935年。在北大,以理论天体物理为主业的研究所(Kavli 研究所,或KIAA)成立于2006年,刚满5岁。谁的不识现代“字” (广义的)的年代 更长?

比年代更加重要的是大学的精神。

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比约尔.亚格兰在2010和平奖颁发仪式上一口气说了三个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辩论自由。这其实正好就是大学的核心价值。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还不够,还必须有辩论自由。北大曾经有过三个自由。现在呢?

方励之(右一)与左起:苏晓康、林培瑞、李淑娴、李晓蓉在奥斯陆

方励之(右一)与左起:苏晓康、林培瑞、李淑娴、李晓蓉在奥斯陆

刘晓波和辩论自

八十年代的刘晓波,人称是匹“黑马”,也有称“黑驴”的。因为,他几乎批判过(或骂遍)所有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

挪威电视2台的记者来旅店访谈。其中几句问答是,问:

“你认识刘晓波吗?”

“认识”

“什么关系?”

“他批判过我。”

“哦…”

看遍奥斯陆典礼上的参加者,似乎只有我一个是被刘点名批判过的。在大学里,刘氏的批判或“开骂”(只要不涉隐私),就是一种辩论自由 。在正常的大学里,本是很的正常,无所谓“驴马”。

1988年夏,CCQ和刘晓波二位年轻人闯进我和李在北大的家。C和刘皆治文学,同李和我的物理专业不相交。C和刘皆东北人士,也非李或我的同乡。共同话题不多。幸好,我的“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一书,当时刚刚出版,刘拿起一本就看。因为他刚答辩过的博士论文是美学,属于哲学。可能他还不熟悉“行星运动的音乐”(开普勒),“一个方程不美,就一定是错的”(狄拉克)等等“美学”,被吸引住了,专心看书,没再说话。只有C同我们聊。以致,我不知道刘有严重口吃。临走,刘撂了一句:哦,哲学最多只配当你们的工具,有用就拿来,用完就扔掉。我可要在我的课上讲(批判?)。话毕,拿起一本“工具”,转身就走,至今未还。

到了秋末,再一转身,“黑马”了:“我认为他(指方励之)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他有什么资格!”(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还好,这里不全是陈述句,有一句是条件句:“他要自封的话……”。查我的CV或bio,还来不及“自封”上“青年导师”,只有物理系研究生导师字样。可惜,刘晓波当时没有批判“工具”一书,否则我也要使用我的辩论自由了。

我欣赏80年代刘晓波大胆地行使了他的辩论(“开骂”)自由(不论辩论内容如何)权利。这就是我来奥斯陆市政厅,祝贺刘晓波的原因之一。

NPP GDP

中共当局说,诺贝尔和平奖已沦为西方的政治工具。说得轻了,不是“已沦为”,而是从来就是政治工具。

对我,第一次知道有个诺贝尔和平奖,是在六十年代。大约是1965年年5月,在天安门召开过一次五十万人大会,主题是“支持美国的黑人抗暴斗争”。主题竟然是与中国的内政并无直接关系的外国事儿。而且,大会由毛主持。1949年及其后的天安门大活动,我大多目击,这“外国事儿”大会从来没有见过。后来的知道,背景之一是马丁.路德.金获得196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我有一个梦”——“民权”被认为与和平有直接关连奖。从此,民权或人权与和平,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常驻主题。诺贝尔和平奖一贯是推动如下价值观的政治工具。

“一个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中的多数人群体都不具有无限的权力。人权约束了民族国家及其多数人群体的行为。这项原则必须适用于所有加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联合国的成员国。”

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由GDP定量度量。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可由NPP(政治犯数量)定量度量。很不容易搜集中国的政治犯名单。九十年代有过一个名单,包括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信仰犯,共七百人。根据一些人权组织的新近统计,现在至少有一千四百名政治犯,良心犯。

显然,减少NPP是改善人权状况的直接途径。动机于此,1989年初,我写信给邓小平,建议他在建国30年大庆时赦免魏京生等政治犯。关注人权的诺贝尔和平奖,更应关注为争取人权而服刑的政治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符合这一期盼。所以,我来奥斯陆市政厅表示支持。

挪威的NRK(相当于英国BBC)访谈后,主持人再加以非录像问题:“曾有预计,当中国GDP增加后,NPP就会减少了。现在,中国的GDP世界第二,为什麽NPP 也增高了。为什麽?”我答不上来。本想答这是“中国特色”。一想不对,欧洲也有过,GDP 与NPP并不总是实时反相关。但我相信,长时间尺度而论(即非实时),二者应是反相关的。

方励之在奥斯陆大学演讲天体物理

方励之在奥斯陆大学演讲天体物理

发光的少数

我在奥斯陆大学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的讲题是“重子物质与暗物质之间的动力学消耦和 ”(Dynamical decoupling between IGM and dark matter)。 通俗地说,宇宙中有两类物质:1. 暗物质不发光,但是主导成份。宇宙中的星体形成是靠它们的引力;2. 重子物质,是少数,或一小撮,不到百分之五,但他们能发光,星光皆源于重子物质,人体也是由重子物质构成。“消耦和”意即重子物质的行为不全受暗物质的控制,尽管后者是绝大多数。这因为重子物质有自己的动力学。宇宙因这些一小撮重子物质的不同的动力学而有了光,有了人类,有了人类的创造。这就是我理解,为什麽比约尔.亚格兰的讲话最后要引用牛顿的话。

他说:“艾萨克•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能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当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们站在了古往今来的众多先人的肩膀上,是他们无私无畏地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从而为我们争得了自由。”

“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就是坚持自己的动力学。

2010.12.12.Oslo-Tucson飞机上

经方励之教授允许在美国之音网站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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