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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8:56 2016年12月05日星期一

戴晴: 真如神-1927


进入现代,中国之国运,曾在几个特别的年份,历经了重大突变继而转折——庚子(1900)算一个,这本是中国有可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一次机遇。接着,就是那场仅在形态上结束皇权统治的辛亥(1911)了。如果往下数,依笔者有限之见,该是1927、1946和1989。有人可能会说,你怎么把1949给漏了,瞧去年大庆那阵势!怎么敢漏?只不过60年前那一场,固然也是军车、彩旗、口号,包括怀仁堂的选举和天安门城楼上的宣告,怕是只属于武装夺权而后之盛典——和上边说的几个年份相比,就整个社会所经历的巨大惊骇、深度思索与价值重组,就算不上什么了。

1927,这是中国新派各色人等“咸与共和”历时十六年之后的那个年头。更是以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为依托的共产国际,将阶级与政党——特别是阶级斗争与政党领导下的武装——输入中国而后约五、六年(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到上海分别会见孙逸仙和陈独秀计)的当口。

十六年,对走马灯般轮替的台前政要说来,发通电、立新典、扩充实力、列强大借款……时间似乎绰绰,但比起历时千年的中央集权法统对国人灵魂之统摄,实在只算是转瞬间。这短短的一瞬,辫子、小脚之存留尚在拉锯,“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到行动上”的成王败寇、树恩收名、顺旨忤情……诸般千年专制王朝的精神遗产,怕不是开个会、办几份报、联络各色洋人所能了结的。于是,在“共和”之后这十多年间,谁能压倒众豪强而完成天下一统,换个旗号、姓氏接着行秦王政,依旧是时代主旋律。

最后成就为“国父”的孙中山就死在这十六年间。试问此君何德何能,怎么无论就实力、就资源、就见识、政绩包括德行并不输于他的陈炯明、吴佩孚、孙传芳……辈,都一一败在手下?其实,就在他名头最为了得(“护法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和“广州军政府非常大总统”)但实际局势不仅岌岌可危,简直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主动致信列宁,说是看到“俄共的组织及军队建设”原来是“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借鉴革命经验而外,不惜以国土割让为交换,终于赢来苏俄青眼独加,送上200万金卢布军火和资格堪与列宁、斯大林比肩的重磅“顾问”鲍罗廷。

“师法苏俄”,给“大总统”带来东征和北伐的胜局。他那句为后世念得烂熟的“联俄、容共、扶助工农”,推出了蒋中正毛润之两彪人马——1927年之后,他们又你死我活地打了整整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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