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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9:15 2016年12月08日星期四

何清涟: 从亚细亚孤儿到世界孤儿


从突尼斯开始燃烧的自由民主之火,终于燃烧到非洲与中东地区。中国政府利用其对媒体娴熟的控制手法,在有关埃及的报道上,主要突出中国政府派专机接回远在埃及的中国人,以示中国政府对本国子民的关心。再用春节的各种喜庆祥和的镜头暗示中国离埃及的骚乱是多么遥远。于是北非中东那让世界兴奋不已的革命,在情况相类的中国却波澜不惊,只在海外的中文网上成为新闻题目,推特圈内成为话题。

我相信这场革命会使中国执政者调整国内外战略。任何国家在制定战略时,通常要考虑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首先是国内各种“压力集团”和舆论的要求,来自势力较大的压力集团的游说与压力是影响执政者决策的重要因素。其次则是来自国际政治局势的影响,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或突发的大的国际事件等。但中国在政府的刻意压制之下,并无什么有独立利益诉求的压力集团存在,因此国际政治局势反而成了主要因素。2005年,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爆发的颜色革命,中国政府的反应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与其他几个成员国签署《阿斯塔纳元首宣言》,强调反对外力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防止颜色革命。从此宣称各种外国NGO为外国势力策动颜色革命的工具。开始整肃各种NGO。

按中国政府一贯的政治逻辑,这次非洲中东的革命必然会成为中国政府调整国内外战略的重要考量因素。目前《人民日报》与《求是》杂志还未就此发布专论,但我相信,非洲革命的高潮过后,中国必然会象2005年总结前苏联国家颜色革命经验一样,堵绝一切对中共统治构成威胁的可能因素。对于埃及,中国总结经验的重要之点肯定还包括:埃及的秘密警察系统为何未能有效控制局面?因为在这8000万人的国度里,秘密警察高达100多万人,与中国的秘密警察统治属于同类。

关于中国民众为何不能起而反抗,我在一篇“组织化:埃及革命所有,中国六四所无”(《中国人权双周刊》2月10日)当中已经详细分析过。本文只重点分析中国政府将如何构造新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

按照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平的理论,毛泽东解决了挨打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挨饿的问题,而现在主要解决“挨骂”问题。但中共要坚持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被其实践证明是反民主自由与剥夺人权的恶劣制度,在普世价值的观照下,不可能不受批评指责。于是中国部分智囊想出的办法是要在国际社会中争夺所谓“话语霸权”,而争夺话语霸权的核心在于“概念定义权”。中国要通过这种“概念定义权”来掌控舆论,征服人心,与西方世界打一场“意识形态战争”。参与这场意识形态建构的智囊与准智囊,理论水平最高、最能迷惑西方世界的是用新左派话语系统包装的中国新左派。

新左派强调,西方希望的中国改革当然不是改良,不是改善行政体制。对西方而言,“改革”就是从头再来,就是拆房子,拆政体。对西方大国的这种企图不能采取鸵鸟政策,而是要有勇气应战,要有能力去争夺论战的主动权,在历史、文化等主要战线发动进攻,而且战而胜之。采取的策略一个是破,破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解构所谓西方制度,说破这是“皇帝的新衣”,揭穿民主制度这个药方包医百病的荒唐;一个是立,在知识界确立对本国生存方式的自觉,“要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让知识界信服的阐述和理论解释”。

上述中共巩固一党专制模式的理论任务,早在2005年之后陆续提出并完善。与此同时,还有红色革命文化的重塑,其主将是薄熙来,已经被行将接班的第五代领导核心习近平予以肯定。这次突尼斯、埃及革命发生之后,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会三管齐下,将破解西方文化、重塑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及毛泽东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作为建构中共新意识形态的主要元素。

这种意识形态的重构,不在于重构出的意识形态能否说服西方,而在于找到一种抵抗方式,摆出一种防御姿态,并将其灌输给本国人民。尽管中国可能会因此维持一段统治者眼中的“和谐”,但在世界独裁统治政权相继倒台的势态下,中国却可能从亚细亚孤儿变为世界孤儿。但那不是“世界各国不肯和中国玩平等的游戏”,而是中国统治者劫持本国人民,自外于世界普适价值体系之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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