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障碍链接

中国时间: 20:52 2016年12月07日星期三

戴晴: 真如神-有枪才有权


有枪才有权——1911共和之后,多少忠忱之士投身社会改造、基础教育、制度设计,不料两千年专制累积下来的土地板结,除了可以浮生于浅表垃圾之上的奢靡,什么优良种籽都难于扎根。君臣主仆、上尊下卑,精神世情网络盘根错节,连正当的政治运作包括角逐都难于施展,最后只剩下刀兵相见。宋教仁口授临终“上书袁大总统”的时候,尚不知道谁想要他的命; 叶挺独立团那批周恩来亲手挑选的黄埔生,血战汀泗桥(解唐生智之危)之际,能想到将来与湘军的厮杀么?

一门心思与国父的革命军并肩创业,共产党哪里是蒋某的对手——不仅握筹布划有日,早在到苏联接受军火的时候,杀心已经萌生。“4•12”之后一个接一个的反抗,很壮烈是不是——“擦干身上的血迹 掩埋好同伴尸体”(笔者的两名亲叔父,二十出头吧,就战死于广州暴动街头),依旧憧憬着“共产主义”的年轻人四散到政府的军力与警力薄弱区,“唤起(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工农千百万”,井冈山啊,鄂豫皖啊,湘鄂赣啊,闽浙赣啊,川陕啊……拉起了名号各异(“工农革命军”、“农民自卫军”、“赤卫队”……),但实与梁山好汉难有二致的队伍。待到东躲西逃的“党中央”醒过神儿,开始向能找着人的地方发“通告”,已经是1928年——成批骨干正偷偷运往苏联参加这个、那个会,包括自己的“中共第六次全国党代表大会”。

决心成立“我们共产党人自己军队”,并且冠以热血的颜色,是躲在上海的“留守中央”之手笔:《中央通告第51号——军事工作大纲》(1928年5月)。通告不仅口气相当大,也充满了被主义、被“正义”、被报仇雪恨、被“机不可失 失不再来”烧得满眼幻象的顶尖激进革命家色彩:“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建立红军已为目前的要义。建立红军……不一定要等到一省或一国暴动成功。只要能建立一割据区域,便应当开始建立红军的工作。红军应由苏维埃派政治委员监督军官……政治委员应即为党代表”。而几乎就在同时,在莫斯科六大,周恩来已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分工主管军事,正就“中国革命中军事的中心任务、红军的建立、编制、军队中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等问题”,同联共(布)军委代表逐条讨论哪。

《通告》虽然发出,无奈那时候时闪时灭的“星星之火”,距离“燎原”还差得远,抛出之时没见什么响动,后世史家也根本看不上眼——或许御用史官们将其视为“李立三盲动主义之先声”而着意贬抑也大有关系。总之,真正到了下边的各路骁强好汉听令接受收编(包括接受趾高气扬的前来当领导的留苏生),一致自称红军,已是1930年。

在接下去的两年,“有枪才有权”哲学,在吾国吾土、乃至吾家吾民精神中,正遍地开花(顺便说一句,时至2011年,还盛开在对“揣着糊涂装明白”巨片《让子弹飞》的热捧中)。
XS
SM
MD
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