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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2:51 2016年12月09日星期五

中共功罪评说之四:“镇反”运动杀了多少人?


中国画家高氏兄弟画的马克思和骷髅的双肖像,象征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死亡和奴役

中国画家高氏兄弟画的马克思和骷髅的双肖像,象征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死亡和奴役

前面在“中国历次运动特点”中提到,中共多次运动的特点包括扩大化和血腥化。五十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党史:正面评价*

镇反运动和“抗美援朝”及“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之后同时开展的三大运动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得到了基本正面的评价:“总的来说,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力地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从而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该书对于当时的滥杀现象轻轻带过:“由于当时司法体制和审判程序不够健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过错捕、错杀等偏差,中央及时发现并做了纠正。”

*统计:杀人超过人口千分之一*

镇反期间中共曾经定下杀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实际上,最后的杀人人数超过了这个比例。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 镇反期间估计反革命分子有两百多万人,镇反运动一共杀、关(劳改)、管(群众管制)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000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了38万人。按照这个说法,“镇反”杀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标,大大超额完成任务了。

但是,实际处决的人很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字。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写道:“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抗美援朝”为镇反提供机会*

1950年3月,几乎在土改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之初,一些地方就出现了错抓错杀的现象,因此一些地方官员主张收敛,毛泽东也指示放松。

1950年10月8日,中国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了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认为,大力开展“镇反运动”机会到了。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10月10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批评镇反运动中出现了右倾,要求加大镇反力度,防止出现漏网之鱼。

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后来也承认:“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毛泽东钦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

到了1951年1月,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顺利,毛泽东的底气更足了。他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还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泽东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这一年的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

毛泽东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2月17日,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亲自指挥下,北京市一个晚上逮捕了675人,第二天公开处决了58人。3月7日晚上又逮捕了1050人,在3月25日处决了199人。

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大喜,马上指示各地效法。本来并不希望多杀人的上海市委只好加大力度,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经逮捕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基础之上,再逮捕1万人,处决其中的3000人。先“杀两千后再视情况决定”。此后,上海加大“镇反”力度,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几天就处决一批人。例如4月30日处决了285人;6月15日处决了284人。到11月初,上海一共处决了大约两千人。

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1951年2月5日,中共西北局报告说,“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泽东却批示说:“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实际上,杀人的审批权后来更进一步下放。

毛泽东尽管也说过“不可捕错杀错”,但是他更重视的显然是完成杀人指标。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指标杀人。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调,争先恐后大开杀戒。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中共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大肆宣传杀人*

1950年12月,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经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指示说:“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导,在报纸上过多的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

但是在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修改了这个指示。他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于是,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压赴刑场处死,有些人甚至就地处死。中国的媒介也予以大力报导。

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基本达到了毛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泽东指示全面收缩,并将杀人批准权由地、专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区一级。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

*杀人如麻的后果:百姓惧怕共产党*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镇反中中共杀人如麻的目的不仅在于杀掉潜在的敌人,而且在于让整个国家惧怕共产党。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肃的采访时说:“(杀人)强化了它的政权,使得那些人不要说从事任何反抗,连那个心都不敢有了。彻底摧毁一切反抗、反对者 、或者那种潜在的反对者那种反抗的意志,使你觉得根本就不可能。”

“中南海厚黑学”一书的作者陈破空也说:“经过这些‘三反五反’、镇反、土改、土改复查之后,全国可以说是鸦雀无声、人人噤声,人人都恐惧共产党。这种恐惧感一直到今天都还深植在中国老百姓的骨髓之中。这种恐惧的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认为共产党的独裁是理所当然的;当局是可以放手镇压的;民众是只能小心翼翼的。当民众说了话,做了事,受到了当局的镇压的时候,民众往往认为是自己的错,往往是自己没有跟上政府的步伐。”

胡平也指出,以后的中国人逐步习惯了共产党残酷的统治方式:“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使人慢慢地习惯这种残酷。而且可以习惯到这个地步,以至于这么多人会相信,如果没有这种残酷,社会就乱了,就不行了。他都会相信到这个程度。就像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共产党是个压迫性政权,但是说,哎呀,要是没有那么压迫性的政权,那中国就乱套了。 他都可以相信到这个程度。这种大规模不间断的镇压可以使人们对这种理性的、正常的人际关系、正常的秩序完全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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