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开始知道紫藤庐这处所在，是从老友朱学勤90年代中期一篇散文中。那时，学勤介绍的重点是紫藤庐老主人周德伟先生——一位曾师从哈耶克、既秉承儒家道统、又以弘扬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己任的践行者所写的一副对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
朱学勤对这副对联的引用与感悟，让大陆知识分子开始了解紫藤庐及其主人。不少知识人访问台湾，必去紫藤庐一游，各种介绍周德伟思想的文章渐渐多起来，我也开始知晓紫藤庐的点点滴滴。这所邻近台大的日式建筑是国民政府迁台后分配给时任海关关务署长的周德伟先生的官舍，因其院落内种有几株紫藤树而得名。紫藤庐老主人周德伟先生的特立独行，南京的邵建先生已多次提及，比如当年身为北大学生之时，正处新文化运动之中，却不喜欢那份影响了一代青年走向革命的《新青年》；用白话文写作成为中文写作的主流时，却坚持用文言写作；青年时期出国，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的门生，深受奥地利学派影响。凡此种种，使得儒家传统与西方自由主义精神在周德伟先生身上融合为一体，这种现象在今天很难想象，但却是少数民国人物特有的精神气质，主雅客来勤，紫藤庐有了周德伟先生这样的主人，在上世纪50年代也就成了以台大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学者经常聚会的沙龙，对台湾学界影响甚大的张佛泉、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邻、陈鼓应等常聚于此纵议时政，抨击当时的蒋氏独裁政权。哈耶克那本《到奴役之路》的外文版就是周德伟先生送给殷海光并建议其翻译的。
紫藤庐的名字因此也就深深地印在我心中，希望有机会去台湾时一游，感受前贤之风范。
今年5月，去紫藤庐品茶这一愿望终于实现。及至参加了一系列在紫藤庐举办的文化活动并了解到它在台湾民主化过程当中发挥的作用之后，我才知道，在台湾文化人的心目中，紫藤庐的功能早已不只是一座茶馆，从70年代开始，它不仅见证了台湾民间力量的发展，还承载了文化、教育、政治等多种功能。
紫藤庐有此功能，当然与它的第二代主人周渝的精神气质极有关系。周渝的少年时代正逢1950年代，这时正值国民党败退台湾不久，从世界范围而言是自由资本主义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对垒初期；从台湾本岛而言，政治上是继续坚持专制还是走自由民主道路，经济上是坚持统制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文化思想上坚持严加控制还是放松的时候。当时正是台湾自由知识分子坚持反蒋氏专制之时，紫藤庐成了反专制人士论道之所。时值少年的周渝对父执辈的这些争论极感兴趣，这种思想底色使他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反对国民党专制政治的道路。
周渝先生还有一癖好，对中国茶文化的痴迷。从前人的“禅茶一味”、“茶即禅心”中，他发展出了自己的四字茶经：正、静、清、圆。他认为，一片小小的茶叶在水中可以展开一个小小的“自然道场”，一间茶馆或家居茶空间可开展出一角自然与人文的双重道场。自开办紫藤庐茶馆之始，周渝先生就将茶馆的使命定为“自然精神的再发现，人文精神的再创造”。他有句名言：“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忧国忧民忧天下，什么都忧，最后都忧成病了。紫藤庐就是给知识分子治病的地方。”这紫藤庐又是如何为知识分子治病？一是提供场所，办杂志，聚合志同道合之人；二是在同人们遇到国民党当局打压流离失所之后，为他们提供避难之所。
1975年，周德伟先生离台赴美之后，周渝接管了这所老宅，其时正值台湾民主化运动初起阶段，周渝参加了美丽岛运动，一些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挫败的失意者无处栖身，纷纷在此避难度过艰难时世。紫藤庐因此成为以后陈文茜笔下“反对运动记忆里最美丽的堡垒”，也成了林浊水回忆里“落魄江湖者的栖身之所”。
但如果以为紫藤庐仅仅只是政治人物聚合之所，却也小看了这个茶馆。茶馆之道在于包容，为人颇有古风的周渝先生的包容性又特别强。前来茶馆小聚的人士虽然身是客，却在这紫藤庐里感到轻松自如。我这次到台湾之时，看到过去几个月内的文化讲座就有多种，有画展、有音乐会，纪念辛亥百年的系列讲座更有来自大陆、港台的名家多位——在大陆，有关这个题目却成了禁区。我参与其中的这个“自由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的讲座也在紫藤庐里开办，每次都座无虚席，台大、中研院及各路文化人物以及来自大陆的交换生都乐于参与。举办这种活动是紫藤庐的传统，如今在台湾颇有名气的舞蹈家林丽珍的事业就是在紫藤庐起步，她的第一支舞“不要忘记你的雨伞”就是在这个茶馆里策划并编排，最后成为台湾家喻户晓的艺术家。在台湾知识界颇有名气的以《台湾社会科学季刊》为标记的团体“台社”，就是在紫藤庐创办，至今20余年，每月定期在此聚会从未间断。紫藤庐的常客还有台湾文化名人尉天骢、白先勇、施叔青、李昂、辛意云等人。紫藤庐的故事，成了台湾一代文化人的集体记忆。
周渝作为茶馆主人，奇妙地将台湾的文化能量汇聚于紫藤庐。在台湾文化人的心目中，紫藤庐绝不止是一所茶舍，而是艺术的故乡、思想的故乡、人的故乡，是大家的精神栖息之地。当1997年台湾政府财政部欲收回紫藤庐时，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台湾艺文界、学术界、茶艺界及台北市民甚至一些国际友人都参与了抢救紫藤庐的行动，纷纷连署向政府施压陈情。时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的龙应台女士将紫藤庐指定为台北市的古迹而保存下来。当年的抢救小组成立紫藤文化协会 ，与周渝先生共同接受台北市文化局的委托，继续经营紫藤庐——从这次抢救行动就可以看出，如果不是紫藤庐在不经意之间，化为台湾文化人生命的一部分，很难有这种自觉的集体行动。
一座城市的文化需要有承托之地，巴黎人曾经赋予左岸咖啡馆以人文气质，认为是巴黎丰沛的人文思想滋养了“左岸”这个文化品牌，赋予了“左岸”一种法兰西文化的质感。对于一杯咖啡，左岸咖啡馆所倾注的不只是250公克的黑色液体，而是一份数百年来对人文思想的尊敬。这样的流行使得“在左岸咖啡馆喝咖啡”成了时尚， 不少到巴黎的游人也以到左岸一游为乐。
紫藤庐虽然还未成为左岸咖啡馆那样有名的世界文化品牌，但紫藤架旁简朴的茶舍，朴拙的茶杯里溢着清香的茶，构成了一种东方意味极浓的茶文化，慰藉着台北这座城市中来自中土的各色人等。人们聚集在紫藤庐不仅是品茗，更是寻找一块满足精神与自我的精神栖息之地。这座茶舍生于台北，长于台北，与台北的知识分子一道经历追求民主化的艰难历程，也与台湾的艺术家们共同营造了催生台湾本土艺术的文化氛围，使紫藤庐里弥漫着一份包容近现代西方文化的东方气质。对于我这位有国难回的异议者，紫藤庐几日的停留，极大地抚慰了我那多少有点疲惫的游子之心。
最开始知道紫藤庐这处所在，是从老友朱学勤90年代中期一篇散文中。那时，学勤介绍的重点是紫藤庐老主人周德伟先生——一位曾师从哈耶克、既秉承儒家道统、又以弘扬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己任的践行者所写的一副对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
朱学勤对这副对联的引用与感悟，让大陆知识分子开始了解紫藤庐及其主人。不少知识人访问台湾，必去紫藤庐一游，各种介绍周德伟思想的文章渐渐多起来，我也开始知晓紫藤庐的点点滴滴。这所邻近台大的日式建筑是国民政府迁台后分配给时任海关关务署长的周德伟先生的官舍，因其院落内种有几株紫藤树而得名。紫藤庐老主人周德伟先生的特立独行，南京的邵建先生已多次提及，比如当年身为北大学生之时，正处新文化运动之中，却不喜欢那份影响了一代青年走向革命的《新青年》；用白话文写作成为中文写作的主流时，却坚持用文言写作；青年时期出国，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的门生，深受奥地利学派影响。凡此种种，使得儒家传统与西方自由主义精神在周德伟先生身上融合为一体，这种现象在今天很难想象，但却是少数民国人物特有的精神气质，主雅客来勤，紫藤庐有了周德伟先生这样的主人，在上世纪50年代也就成了以台大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学者经常聚会的沙龙，对台湾学界影响甚大的张佛泉、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邻、陈鼓应等常聚于此纵议时政，抨击当时的蒋氏独裁政权。哈耶克那本《到奴役之路》的外文版就是周德伟先生送给殷海光并建议其翻译的。
紫藤庐的名字因此也就深深地印在我心中，希望有机会去台湾时一游，感受前贤之风范。
今年5月，去紫藤庐品茶这一愿望终于实现。及至参加了一系列在紫藤庐举办的文化活动并了解到它在台湾民主化过程当中发挥的作用之后，我才知道，在台湾文化人的心目中，紫藤庐的功能早已不只是一座茶馆，从70年代开始，它不仅见证了台湾民间力量的发展，还承载了文化、教育、政治等多种功能。
紫藤庐有此功能，当然与它的第二代主人周渝的精神气质极有关系。周渝的少年时代正逢1950年代，这时正值国民党败退台湾不久，从世界范围而言是自由资本主义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对垒初期；从台湾本岛而言，政治上是继续坚持专制还是走自由民主道路，经济上是坚持统制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文化思想上坚持严加控制还是放松的时候。当时正是台湾自由知识分子坚持反蒋氏专制之时，紫藤庐成了反专制人士论道之所。时值少年的周渝对父执辈的这些争论极感兴趣，这种思想底色使他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反对国民党专制政治的道路。
周渝先生还有一癖好，对中国茶文化的痴迷。从前人的“禅茶一味”、“茶即禅心”中，他发展出了自己的四字茶经：正、静、清、圆。他认为，一片小小的茶叶在水中可以展开一个小小的“自然道场”，一间茶馆或家居茶空间可开展出一角自然与人文的双重道场。自开办紫藤庐茶馆之始，周渝先生就将茶馆的使命定为“自然精神的再发现，人文精神的再创造”。他有句名言：“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忧国忧民忧天下，什么都忧，最后都忧成病了。紫藤庐就是给知识分子治病的地方。”这紫藤庐又是如何为知识分子治病？一是提供场所，办杂志，聚合志同道合之人；二是在同人们遇到国民党当局打压流离失所之后，为他们提供避难之所。
1975年，周德伟先生离台赴美之后，周渝接管了这所老宅，其时正值台湾民主化运动初起阶段，周渝参加了美丽岛运动，一些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挫败的失意者无处栖身，纷纷在此避难度过艰难时世。紫藤庐因此成为以后陈文茜笔下“反对运动记忆里最美丽的堡垒”，也成了林浊水回忆里“落魄江湖者的栖身之所”。
但如果以为紫藤庐仅仅只是政治人物聚合之所，却也小看了这个茶馆。茶馆之道在于包容，为人颇有古风的周渝先生的包容性又特别强。前来茶馆小聚的人士虽然身是客，却在这紫藤庐里感到轻松自如。我这次到台湾之时，看到过去几个月内的文化讲座就有多种，有画展、有音乐会，纪念辛亥百年的系列讲座更有来自大陆、港台的名家多位——在大陆，有关这个题目却成了禁区。我参与其中的这个“自由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的讲座也在紫藤庐里开办，每次都座无虚席，台大、中研院及各路文化人物以及来自大陆的交换生都乐于参与。举办这种活动是紫藤庐的传统，如今在台湾颇有名气的舞蹈家林丽珍的事业就是在紫藤庐起步，她的第一支舞“不要忘记你的雨伞”就是在这个茶馆里策划并编排，最后成为台湾家喻户晓的艺术家。在台湾知识界颇有名气的以《台湾社会科学季刊》为标记的团体“台社”，就是在紫藤庐创办，至今20余年，每月定期在此聚会从未间断。紫藤庐的常客还有台湾文化名人尉天骢、白先勇、施叔青、李昂、辛意云等人。紫藤庐的故事，成了台湾一代文化人的集体记忆。
周渝作为茶馆主人，奇妙地将台湾的文化能量汇聚于紫藤庐。在台湾文化人的心目中，紫藤庐绝不止是一所茶舍，而是艺术的故乡、思想的故乡、人的故乡，是大家的精神栖息之地。当1997年台湾政府财政部欲收回紫藤庐时，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台湾艺文界、学术界、茶艺界及台北市民甚至一些国际友人都参与了抢救紫藤庐的行动，纷纷连署向政府施压陈情。时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的龙应台女士将紫藤庐指定为台北市的古迹而保存下来。当年的抢救小组成立紫藤文化协会 ，与周渝先生共同接受台北市文化局的委托，继续经营紫藤庐——从这次抢救行动就可以看出，如果不是紫藤庐在不经意之间，化为台湾文化人生命的一部分，很难有这种自觉的集体行动。
一座城市的文化需要有承托之地，巴黎人曾经赋予左岸咖啡馆以人文气质，认为是巴黎丰沛的人文思想滋养了“左岸”这个文化品牌，赋予了“左岸”一种法兰西文化的质感。对于一杯咖啡，左岸咖啡馆所倾注的不只是250公克的黑色液体，而是一份数百年来对人文思想的尊敬。这样的流行使得“在左岸咖啡馆喝咖啡”成了时尚， 不少到巴黎的游人也以到左岸一游为乐。
紫藤庐虽然还未成为左岸咖啡馆那样有名的世界文化品牌，但紫藤架旁简朴的茶舍，朴拙的茶杯里溢着清香的茶，构成了一种东方意味极浓的茶文化，慰藉着台北这座城市中来自中土的各色人等。人们聚集在紫藤庐不仅是品茗，更是寻找一块满足精神与自我的精神栖息之地。这座茶舍生于台北，长于台北，与台北的知识分子一道经历追求民主化的艰难历程，也与台湾的艺术家们共同营造了催生台湾本土艺术的文化氛围，使紫藤庐里弥漫着一份包容近现代西方文化的东方气质。对于我这位有国难回的异议者，紫藤庐几日的停留，极大地抚慰了我那多少有点疲惫的游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