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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1:32 2016年12月11日星期日

中共功罪评说之八:大跃进和大饥荒饿死多少人?


中国大跃进期间的照片显示人坐在密植的稻子上。当时各地竞相伪造粮食高产,种下大饥荒恶果。

中国大跃进期间的照片显示人坐在密植的稻子上。当时各地竞相伪造粮食高产,种下大饥荒恶果。

中共官方传统上把1959-1961这段时间的大饥荒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者“三年困难时期”;而中西方独立学者一般将其称为“大饥荒时期”。对于这场灾难,中国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都认为中共发动“大跃进”,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是重要成因。

*死亡人数:数千万*

关于大饥荒造成的死亡数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提供了一个数字:“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是对于三年灾难的死亡总人数,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前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杨继绳经过多年研究写成“墓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和最权威的记录之一。杨继绳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的研究说明: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人。

另外,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毛的大饥荒”一书被西方学者和媒体广泛引用,该书挖掘了中国各地的大量档案资料,结论是那场饥荒导致多达4500万人死亡。

在此之前,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的死亡人数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人;中国著名记者刘宾雁的估计是3500万-4000万人。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好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

*大饥荒和自然灾害及苏联逼债有多大关系?*

对于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中共共产党党史”第二卷指出:“由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天灾的情况。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那么,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苏联借给中国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党史:发动“大跃进”与人民的愿望一致*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评论大跃进时指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夸大主观意识和主观努力的作用,...造成了实际工作中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

*大饥荒主因:高指标、高征购、公社食堂*

“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1958年8月,中共中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资金积累却不断提高。另外,为了保证工业发展,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在地方政府虚报粮食产量的情况下,农民被迫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结果,全国农民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

*毛泽东是否及时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有关大跃进的章节中指出:“毛泽东在早期就意识到有问题,而且努力纠正错误。”

但事实是,在饥荒问题浮现之后,毛泽东还不遗余力地推动公社食堂。

毛泽东早在1959年3月到河南视察时就已经了解到,许多农村地区的主要劳力都被调去大炼钢铁,造成农业产量不足。与此同时, 大跃进的浮夸风造成农业繁荣的假象,各地纷纷建立公社集体食堂制度,造成坐吃山空。尽管问题已经浮上台面,毛泽东仍然继续推动大跃进的错误政策: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一些与会者反映了民间的饥荒问题。对此毛泽东说:“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1959年7月14日,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提出批评。于是毛泽东在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时表示,彭德怀“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彭德怀及其支持者随后被打成“反党集团”。

到1960年1月,中国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两年。

*毛泽东要求农民勒紧肚皮*

前面提到,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农业不断减产但地方政府吹嘘高产的情况下,农民被迫将口粮当做“余粮”交给政府,造成农民口粮严重不足。

对于农民缺粮的问题,毛泽东于1959年7月5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国各地在产量剧减的情况下,却增加粮食征购额。1959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1958年的77%。

随着各地饥荒情况越来越严重,1959年2、3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制止饥饿农民外逃到外地尤其是城市寻找活路。一些地区出现了民兵把守村口,禁止农民逃荒的现象。

*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

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

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实际数字远高于此。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根据信阳地区17个县市的县志推算的结果也是100万人左右,大约占河南省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一半。

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农民不敢抢粮库,则未必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大饥荒一来,为什么那些农民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大饥荒从农村蔓延到城市*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国政府开始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就连中南海里的党政领导人也开始“省吃俭用”。

1961年5月17日,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了国家粮食库存告急的情况。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告知毛泽东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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