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障碍链接

中国时间: 18:25 2016年12月08日星期四

何清涟: 日记所展现的人格与国品


近年来,一些中国官员经常成为互联网明星。使他们跃升成明星的主要“戏码”,不再是贪污腐败的金额之钜,也不是其拥有的情妇数量,而是官员们自己纪录的情色日记之类。至于官员那些纪念自己淫乱史的另类收藏品,则是这类情色日记必备的附加物,深藏在各检察院的案卷里。

这些“情色日记”已验明主人正身的已有几单:广西来宾市烟草局局长韩峰的情色日记、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吴志明创作的《快乐日记》。湖北恩施来凤县副县长邓国建的43篇日记因其本人坚决否认,尚有待事态发展。从日记主人身份来看,以吴志明官阶最高,至少是厅局级。日记内容也很能体现其“政策水平”,居然将自己平日撰写《政府工作规划》,比如常见的“第X个五年计划”之类的能耐用之于性生活,为自己发展性伙伴定了个“五年规划”,决心在2015年以前“至少要睡1000个女人、其中良家妇女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大夫有写日记的传统,这些日记往往成为后世史家重要的资料来源。研究者从日记中找出一些散落的历史碎片,与正史互相参照,有助于还原历史事件及风貌。但观诸历代笔记,还从未有过这类展露官僚群体污秽不堪面目的情色日记。只能说这是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文明的另类贡献吧?

晚清世事多变,文化人与士大夫尤其敏感,借写日记以纪时世之变,浇心中块垒。不少人将写日记当作日课,持之以恒。今天人们能看到几十万言乃至二百几十万言的日记,就是这种精神产品。如晚清三大日记家当中,有曾任光绪帝老师的翁同龢所写的《翁文恭公日记》,还有诗文大家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普通人的日记也有不少,比如徽州博物馆就藏有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农村秀才詹元相(1670年-1726年)的《畏斋日记》,记录其在康熙三十八年 (1699年)至四十五年(1706年)的生活和感受。

清代文人士大夫写日记,主要是用作反省工具,以磨炼自身,提升自己道德品质。这方面曾国藩与翁同龢就是典型。曾国藩每日以八事自课,自订了每天的任务,强制作完,稍有怠惰、欠缺,自责改正。连自己出去参加他人寿宴说多了应酬之语,都在日记中责备自己“语多不诚”,力诫自己改正。李慈铭曾因给人写文章嫌所得酬金少两次致书要求增加酬金未果,在日记中责备自己不自重。另一种类型则是记录学业,督促进修。比如郭嵩焘就经常在日记中叙述学习内容并发表评论。

概言之,清代文人士大夫以自警自励为目的写日记,对于人的健康成长,养成学识、坚守气节起着重大的鞭策作用。其中一些人如实地撰写日记,不断反省,终成一代人才。此风后来影响到民国人物,亦有不少珍贵的日记留传下来。降及毛泽东统治时期,罗织思想言论之罪成风,写日记成了极为危险之事,但保存下来的还有不少日记,如《顾准日记》不仅真实地记下了顾准所目睹的大跃进之后河南农民的生活惨状,而且贡献了他的理论思考。读者从这本日记中能够很强烈地感受日记主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也许有人会如此为刻下贪官的情色日记辩解:清人所写日记是准备公开示人的,这些贪官日记只是准备留给自己看的,二者没有可比性。

关于这点,早在清代文人士大夫写日记成风的时代就已经有人讨论过。籍忠寅在《桐城吴先生日记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日记者,固锱铢尺寸之可以示人者也。”意思是说日记虽是私人记录,但因其坦诚书写自己每天的行状心思,没有不可以告人的东西。人们普遍接受这种看法:君子之日记,心怀坦荡,可以给人看,但不以让人阅览为目的。所谓示人、不示人,是指作者生前的事,他死后就无能为力了,他人可以出版,不存在示人与否的问题了。

说到底,所谓日记虽然是私人记事记情,但个人是社会的成员,所写日记所反应的不但是日记主人的个人人格,还能反映其所处时代的“国品”。现在中国官场极度糜烂,官僚集团成员的私德公德大都已堕落至烂泥潭中,每天所谋之事无非是竭泽而渔谋“发展”(为创造GDP虚饰政绩不惜破坏生态),竭尽脑汁谋升迁,竭尽全力捞金钱,竭尽体力嫖女人,竭尽心力谋外逃。在这样的宦海中浮沉,贪官写的日记最后成了贪腐纵欲写真,也就无足为怪了。
XS
SM
MD
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