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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6:58 2016年12月04日星期日

从柏林到深圳,大逃亡留下怎样的教训?


图为1961年10月7日一名西柏林士兵站立在分割东、西柏林的混凝土墙边。他身后为东柏林工人正在加高围墙

图为1961年10月7日一名西柏林士兵站立在分割东、西柏林的混凝土墙边。他身后为东柏林工人正在加高围墙

--- 写在柏林墙倒塌22周年纪念日

*幸运的东德青年*

50年前8月的一个下午,东德的一个青年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分隔东、西柏林的铁丝网。三名东德警察追上他,把他打倒在地。但青年不知怎地又突然站了起来,夺了警察的枪,继续奔跑。警察也奋不顾身,追上去扭打起来,一刀刺进青年的膝盖。

就在青年行将就擒之际,西柏林的民众齐声怒吼,吓懵了警察。他们以为自己追人过界,进入西柏林地盘,于是丢下青年跑了回去。青年这才得以拖着残腿,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西德,实现了自己投奔自由的梦想。

这是围绕着柏林墙发生的无数血腥、悲壮、离奇的逃亡故事中一个很普通的例子。

*柏林墙的哭泣*

自从柏林在二战后被分割为东、西两个部分到1961年共产党东德建立柏林墙,前后有大约250万东德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入西柏林。柏林墙建成以后又有5043人成功出逃。他们采用的方式稀奇古怪,如游泳、挖地道、乘气球、跳楼等等。

成功的是幸运儿。但很多人则没有那么幸运。他们为了自由的梦想而把鲜血洒在投奔自由的道路上。在翻越柏林墙的运动中,3221人被逮捕,239人丧生,260人受伤。

当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拆毁的时候,柏林人悲喜交集,感慨万千。他们为专制的解体和自由的到来陷入狂欢,但同时又对失去的亲人和柏林墙上的斑斑血迹而悲恸不已。多少人在柏林墙下长跪不起。

*专制就是一堵墙*

柏林人的情感和柏林墙的故事对身处万里之外的许多中国人来说可能因为距离遥远而失去了几分真切感。但殊不知,柏林墙并不是东德独有的,它是专制制度的产物。只要是存在专制的地方,无论是在“铁幕”之下还是在“竹幕”之后,都会有“墙”。这墙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

*令人震撼的逃港潮*

在距离柏林8900多公里的中国深圳那个年代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大批的中国民众不计一切要逃离共产专制,投奔资本主义的香港。这些群体事件被历史称作“逃港潮”。其规模、其惨烈、其震撼丝毫不亚于柏林大逃亡。

多种资料来源显示,从1954年到1979年的25年间,深圳附近就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逃亡香港的浪潮,分别是在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成功逃出者14.7万人。如果把小规模的出逃计算在内,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逃港人数多达百万。

逃亡者虽然主要是深圳附近的民众,但也有许多逃亡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海南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他们中有农民,但也有很多城市居民、学生、知青、工人、甚至军人和干部。

那个时代信息封闭,中国逃亡者绝对没有可能跟东德逃亡者交换逃亡经验,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玩命!

*活命就得拼命*

逃港者大体通过三种途径实施他们的逃亡计划:走路,泅渡和坐船。

偷渡者多数选择泅渡。他们从蛇口出发,经深圳湾,顺利的话,游泳一个多小时就能够进入香港新界的北部。但是这一个多小时的泅渡对体力和游泳技术要求很高。许多家庭都是从小就培养孩子练习游泳,为的是将来可以逃到香港。

除了体力和技术外,偷渡者在寻找救生设备方面是各展奇才。有人用汽车轮胎,有人用救生圈,有人用乒乓球,还有人为了躲避搜查而把上百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出逃都是以生命做赌注的一次冒险。中国政府把逃港者视为“叛国投敌”,不听边防军命令的随时都可能遭到击毙。

1987年,一位港商在深圳罗湖区的酒店落成典礼上讲话的时候泣不成声,用脚跺着地告诉人们,20多年前,他的父亲背着他逃港,眼看就要过河了,但是一颗子弹打来,父亲倒下了。为了纪念父亲,这位港商把酒店开在了父亲遇难的地点。

逃港死难者的坟

逃港死难者的坟

*出逃者众,成功者寡*

不能游泳的人只有选择陆路。为了躲避官府的尾追堵截,逃亡者往往要走偏僻而艰险的路道。据当事人回忆说,1962年逃奔香港的数千人走到一个山涧时刚赶上暴雨。山洪过后,只有200人侥幸脱险。

香港物业大亨叶小明当时就在其中。11岁的叶小明随妈妈一起逃港。妈妈把他托上树杈后落入洪水而亡。叶小明为了不负妈妈的期望而改名为叶争气,经过艰苦奋斗,终在香港业界取得了成功。

逃亡之路洒满了血和泪。东德是这样,深圳也是这样。是什么原因把人们逼上了这条不归路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是贫穷,一是没有自由。邓小平和当时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也就是习近平的父亲,都知道,大规模的逃港风潮主要是贫穷造成的。

在50年代,中共的农村集体化运动剥夺了农民所有财物和劳动致富的渠道,最终导致了大饥荒。

*血泪教训:繁荣+自由=长治久安*

那年代,深圳一个农民一天的收入约为7毛钱,而香港农民的收入是70港币,相差100倍。到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均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是1.3万港币,相差还是100倍。

人是会劳动、会创造财富的高级动物,仅仅是贫穷还不至于把人逼上绝路。真正让人感到绝望的是共产党剥夺了广大民众的几乎所有个人权利和自由。他们中很多人就是因此而陷入绝望,决心铤而走险。

由中国青年报记者陈秉安撰写的报告文学《大逃港》提到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亡香港的典型例子。马思聪的出逃掀起了持续10年的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知识分子逃港浪潮。

逃港潮随着中国的开放和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而终于结束了。但是,逃港潮和柏林墙所揭示的道理并没有过时。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中国走向繁荣与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

中国要长治久安,人民要安居乐业,还必须进行政治改革,让人民真正享有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罢工自由等各项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纪念柏林墙倒塌22周年和回顾逃港潮的前因后果才具有了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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