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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6:55 2016年12月04日星期日

世界媒体看中国:互联网发展与控制


中国昆明的一家网吧。北京当局最近加强了对网上博客的控制

中国昆明的一家网吧。北京当局最近加强了对网上博客的控制

中国官方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星期一发表报告说,“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突破5亿,达到5.13亿,全年新增网民5580万。互联网普及率较上年底提升4个百分点,达到38.3%。”

报告接着说,“总结过去五年中国网民增长情况,从2006年互联网普及率升至10.5%开始,网民规模迎来一轮快速增长,平均每年普及率提升约6个百分点,尤其在2008年和2009年,网民年增长量接近9000万。在2011年,这一增长势头出现减缓迹象。”

在2011年是中国政府明显加强对互联网控制的一年。中国当局采取多种措施,试图控制中国网民的言论,限制他们对政府和执政党共产党的批评。

*发展与控制*

日本共同社星期一在报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最新报告的消息时所用的题目是,“中国网民人口达到5亿1千万人、当局强化对互联网的管理。”

美联社星期一发表工商新闻记者乔·麦克唐纳从北京发出的报道,题目是“中国互联网用户数目达到5亿1千3百万。”报道说,“互联网在中国人气大增,推动了有利可图的网络公司的爆炸性增长,也使一些中国企业家发财,尽管政府控制着公众可以在网上看到什么东西。”

关于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麦克唐纳的报道说:

“(中国)共产党政府鼓励人们使用互联网从事商业和教育活动,但竭力阻止人们通过互联网获取政府所认为的色情或颠覆性的材料。在去年7月发生高速列车相撞事故导致40人死亡、并引发公众强烈批判政府对事故的应对措施之后,政府一直在加强对用户众多的互联网微博的控制。”

“微博服务公司被命令更密切地监督用户的微博言论,删除当局所不喜欢的东西。与此同时,新闻媒体接到禁令,不得在没有得到第一手的证实的情况下报道网上的材料。尽管政府采取了这些控制措施,新浪和搜狐等门户网站,优酷和土豆等视频录像网站,以及搜索网站百度依然是点击量增加,收入增长。”

*互联网还是局域网*

中国互联网用户人数如今已经是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用于互联网封锁的资金和人力无疑也是绝对世界第一。中国专门监视和控制网络舆论的警察数以万计。在2011年,中国明显加强了封杀网络批评意见的努力,在2010年则把互联网网站减少了132万个,占前一年中国互联网网站总数的将近一半。

中国当局将中国网民封锁在当局设定的信息柏林墙之内的做法,导致西安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网络工程系教师张翔公开抱怨说,“全球百强的网站,我们在大陆80%都不能访问,此外还有很多技术博客被限制,大量的教学视频无法观看,怎么去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

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中国互联网用户超过五亿之际,网名“独孤跑者Vincent94”的网民通过新浪微博评论道:“五亿里有多少能自由上国外网站的?上不去的请改为局域网,不要乱用互联网的名头。”

*中国互联网数字水分*

美国报道全球信息技术产业消息的IDN新闻社星期一发表记者麦克尔·肯的报道,对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提供的数字进行了一番解读:

“跟中国政府有关系的非营利团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星期一报告说,截至去年12月底,中国有互联网用户5亿1千3百万。这一数字使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3%,比去年上升4%。根据互联网世界统计网站的数字,美国的总体互联网普及率是78.2%。”

“中国互联网用户增长近年来放缓,每半年的增长率已经下降到单位数......一些分析家表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提供的统计数字有水分。该中心把互联网用户定义为6岁以上、在过去的6个月里曾经上网的人。”

*互联网统计有趣的数字*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说:“2011年,使用台式电脑上网的网民比例为73.4%,比2010年底降低5个百分点,手机上升至69.3%,笔记本电脑也略增至46.8%。随着台式电脑使用率走低,手机终端的使用率正不断逼近传统台式电脑。”

法新社星期一发表有关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的报道,注意到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不平衡:

“互联网普及率地区差异明显,北京达到70.3%,西南省份贵州则只是24.2%......中国五分之四以上的用户年龄在10岁和39岁之间。中国30%以上的大中小学校学生上网,但政府部门和共产党领导干部上网的人只有0.7%。”

*政府思维落后于互联网发展*

中国社会网络化发展迅速,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从思想观念到管理措施都明显落后、落伍。北京大学研究网络传媒的学者胡泳日前发表文章说,“我们已然拥有一个网络化的民间社会,但我们却还欠缺网络化的治理者。”

在题为“2011,中国网络舆论有‘三大变化’”的文章中,胡泳写道:

“互联网固有地从最终用户而不是集中化的守门人那里生成知识和价值,接入、访问和发布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内在于互联网的设计。循此,互联网治理的政策框架 应该沿着这样的路径发展:增强竞争,鼓励创新,允许自由表达,提升信任,进行最少的政府干涉......非常遗憾,当下中国互联网的治理路径与此截然相反。”

胡泳呼吁中国政府和民间共建中国网络社会,为此中国政府“首先需要调整治理思路,从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因为“全能型政府孕育暴民型网民,服务型政府培养责任型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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