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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6:11 2016年12月09日星期五

中国的“裸官”认同与体制失败


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警卫(资料照片)

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警卫(资料照片)

中国官方智囊机构最近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四成公职人员认同“裸官”;而公职人员在这个问题上的认同度高于公众。北京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该调研显示现有体制已“病入膏肓”,越来越多的官员都在对其丧失信心。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星期一(2月20日)发布的2012年《法治蓝皮书》中,有关“裸官”的调研分析相当引人注目。

据报道,中国社科院法治国情调研组对23个省市的部分公职人员和公众的调查显示,有38.9%的公职人员认为配偶可以拥有外国国籍,而公众对此的认同比例为34.2%。

该调查还显示,级别越高的公职人员对“裸官”越宽容。

*调查:官职越高越认同“裸官”*

在接受调查的各省市人大、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的公职人员中,有20%的省部级官员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够当“裸官”,而县处级以上的官员有超过半数认为作“裸官”没问题。

所谓“裸官”,或“裸体官员”,指的是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在国外或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外、境外永久居留权的中国政府机构公职人员。

由于中国外逃官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裸官”,而官员对“裸官”如此高的认同感或许会让矢言加大反腐力度的中国当局有“任重道远”之感。

*学者:官员对现有体制丧失信心*

而北京的中国政治分析人士对官方学术机构所作的这项调研的结果则有更为直接的看法。宪政学者刘军宁对美国之音谈了他的看法。

他说:“我觉得(公职人员对‘裸官’的)认同度高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说明(他们)对这边已经没有信心了;第二个就是越想出去说明这边风险越大吧。”

中国近代史学家章立凡也指出,中国现有体制中的官员对“裸官”的认同,其实反映出他们对这个体制的不认同。

他说:“我想这个说明了这个体制的失败。它内部的精英层只是把这个体制当作谋取个人生计和利益的这么一个工具,而不是他真正要服务的事业。他不是这样来看的,说明他们没有信仰。”

章立凡认为,这个调查结果反映出官员们在价值观和人格上都处于“分裂”状态;他们的真实意图是要“离开这艘正在下沉的船。”

中国共青团机关报中国青年报21日的一篇报道说,近年来,媒体报道的这类出走“裸官”的名单有一长串,包括原中国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以及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等。

*官媒:中国大量“裸官”出走*

这篇报道说,社科院法治蓝皮书中的“裸官”监管调研报告称,“‘裸官’是贪污腐败高发人群,尽管早在1997年,中央就把‘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近年来,对配偶子女均已转移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的管理不断加强,但是,监管方式多是内部式,‘裸官’治理已经成为反腐败的软肋。”

社科院的报告建议,所有处级以上公职人员配偶及子女获得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情况向社会公开,允许公众查阅。

近年来,中共中央和地方相继推出了一些针对“裸官”的监管规定,其中更有深圳于2009年11月推出的有关“裸官”不能任党政部门正职的规定。

*“裸官”监管的悖论*

但是这些规定的出台也引发争议。有批评认为,这种“有罪推定”的思维方式存在逻辑上的错位关系。

章立凡也认为当局采取的这些针对官员的规定,包括“裸官”不能任正职,以致“双规”等,事实上是违宪,是反人权的。

他说:“但是这可能是这个体制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反腐都采取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方式,采取了一种法律以外的方式。”

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这种问题实际上都是一种只有在“特色中国”才会有的悖论。他说,官员大范围的腐败和对体制的不负责任是在“蛀空这棵大树”;而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革的话,很难有什么“猛药”能够解决这个“膏肓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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