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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0:56 2016年12月09日星期五

世界媒体看中国:政变谣传考


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上星期五表示,罢免薄熙来这样的一个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相当于“反革命政变”

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上星期五表示,罢免薄熙来这样的一个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相当于“反革命政变”

中国高级领导人、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之后,本星期早些时候北京一度传出发生政变的谣传,中国政府债券的信贷违约互换(credit-default swaps,相当于担保投资者遭遇中国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的保险)价格星期一随即出现四个月来增幅最大的上涨,显示了国际市场上的投资人对中国政府稳定性的担忧。

如今,北京发生政变的谣传已经被确证为子虚乌有,但有关的谣传促使国际媒体对中国、对报导中国的媒体进行了反思。

*不是政变,实同政变*

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三发表一篇没有署名的评论,题目是“中国的政变惊慌:中国人明白他们的政府不像其声称的那么稳定”。

在回顾了过去一个多月中国政局过山车般的跌宕起伏、总结了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派系斗争以及相互斗争的派系之间脆弱微妙的权力平衡、中共与中国社会要求变革的力量之间的对立之后,《华尔街日报》日报的评论把中国和西方民主国家进行对比,对当今中国大形势、大趋势进行了这样的鸟瞰纵览:

“西方评论家们喜欢称赞中国领导人,说他们要比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更聪明,更有决断力。有时候情况或许是这样。但是,上一次华盛顿或伦敦出现政变谣传是在什么时候呢?中共干部没完没了地强调‘维持稳定’有如念经,这就提醒人们,中国政权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中共自己的人会篡党夺权。

“说到底,假如中国领导班子权力交接不是按时发生的宫廷政变,又是什么呢?中国的制度不是一种稳定的制度。这种制度早晚要招致坦克上街。”

*北京发生政变谣传的背景*

中共中央上个星期四宣布薄熙来不再兼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公布之后,力挺薄熙来的中国“左派”和“毛派”名人、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星期五表示,罢免薄熙来这样的一个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相当于“反革命政变。”而孔庆东所赞美的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在1965年明确表示,假如中国发生他所说的反革命政变,他相信并期望中国人民和军队揭竿而起,跟政变当局进行武装斗争。

然后,“薄熙来”大约从上个星期六开始成为中国微博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的禁忌词。用户在新浪微博搜索“薄熙来”会被告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薄熙来’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到了本星期一,中国出现北京发生政变的传闻。随后,“政变”及其拼音“zhengbian”跟“薄熙来”一样都成为新浪微博拒绝显示搜索结果的禁忌词。

*滋生谣言的环境*

北京为什么会发生军事政变的谣言?法新社星期四从北京发出的报道,为这个问题提供的答案是:谣言的发生是因为官方消息的匮乏。这答案近乎老生常谈,尽管是言之在理的老生常谈:

“分析家们表示,横扫北京的政变谣传显示了政治明星薄熙来被罢免之后(中国当局和社会)的神经质和紧张。薄熙来被罢免暴露了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党内的不和。他本来有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进入实际掌管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上个星期,官方通讯社一则简讯宣布他倒台。这是中共多年来对外展示出来的最大的戏剧。”

“但是,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在中国控制严密的官方媒体那里只是有简短的报道。这种局面为互联网上一辆法拉利发生撞车、北京出现枪声、坦克开进市中心地区之类的耸人听闻的传闻开辟了道路。”

法新社的报导接着说,官方媒体有关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报道得简短而含糊。官方媒体发出有关消息之后,“填补官方信息真空的各种各样的谣传应运而生。所有的谣传都无法证实,大部分谣传高度离谱。最富有想像的谣传是主管司法公安的周永康策动了反对最高层某些领导人的军事政变。”

滋生谣言的土壤是信息的匮乏。但中国当局为对付谣言而采取的措施不是增加信息,而是封锁信息,从而给当局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火上浇油,或雪上加霜。

法新社注意到,在北京出现政变谣传之后,“枪声”、“坦克”、“薄熙来”、“王立军”(直接导致薄下台的薄的前心腹、重庆市原公安局局长)、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在中国用户众多的新浪微博都成为禁忌词。

*报导中国的困难*

北京发生政变的谣传,促使加拿大主要英文报纸多伦多《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马凯(Mark Mackinnon)星期四发表一篇报道,题目是“政变的谣传为什么在北京徘徊不去。”马凯指出,从事中国新闻报导的外国记者有特殊的难处,这就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层对外保密做得特别高超;然而,这种高超也对中国高层领导层构成损害:

“从事中国报道的一个真相是,没有多少记者,很可能没有一个记者可以诚实地声言自己知道高层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其他国家,人们可以看到记者漫不经心地提及在总理办公室内或白宫内,或在他们所报导的任何机构内他们有没有说出名字的消息来源。即使是我在以神秘莫测而出名的俄罗斯进行报道,我也有几个‘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来源’让我可以偶尔打听情况。”

“但中国不是这样。我在中国认识很多外国记者,也认识不少中国记者。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跟我或跟他们的读者说,他们有内部的、或接近负责决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消息来源。这种局面常常要归功于掌管这个国家的那些人。”

“但是,中共领导层在自己周围构筑的保密之墙也阻碍了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互信的生成发展。在荒唐离谱的谣言四下纷飞的时候,就像眼下在继续流传(截至目前也是查无实据)的星期一晚上北京发生政变的谣传出现的时候,媒体找不到人获取真实的信息。这就导致公众无所适从,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相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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