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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2:07 2016年12月03日星期六

中国拟改变器官移植靠死囚之现状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接受记者采访(资料照片)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接受记者采访(资料照片)

中国希望在三到五年内建立起遍布全国的器官捐献体系,改变主要依靠死囚来获得移植器官的现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主要使用死囚作为器官移植来源的国家,并因此经常受到人权组织的谴责。

*黄洁夫:政府决心取消死囚器官捐献*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最近表示,在中国,长期以来,超过90%的尸体器官源于死囚,而取消死囚器官捐献的承诺,“代表了政府层面的决心”。

中国正在进行公民人体器官捐献试点。上星期在杭州举行的一个会议透露,启动两年的试点工作,在全国完成器官捐献207例,捐献大器官516个,挽救540余人的生命。

这项进展跟每年约150万例器官移植的需求来比,只是杯水车薪。目前,试点在16个省市进行,当局希望在五年内扩大到全国。

*器官紧缺是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

黄洁夫坦言,器官紧缺是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器官紧缺的原因有二:一方面缺乏来自公民的自愿捐献;另一方面囚犯健康水平低于普通公众,器官质量较差。

《新京报》援引黄洁夫的话说,死囚器官的真菌感染率和细菌感染率很高。这是导致中国器官移植长期存活率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主要原因。

此外,中国现在对死刑判决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去年还减少了13个死刑罪名,从而减少了被处死者的数量。

但是不能忘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死刑执行最多的国家。国际特赦组织说,中国每年处决的死刑犯估计多达数千人,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该组织敦促中国公布每年处死囚犯的数字。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资料照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资料照片)

*周孝正:器官移植靠死囚太丢脸*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说,器官移植靠死囚,是一件丑陋的事。

他说:“我觉得,这件事丢了我们中国的大脸了。我作为中国人感到无地自容。怎么能这么干呢?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黑洞啊!人家同意不同意,给不给钱,钱给多少,给谁了?一系列的难题都是非常令人难受的事情啊!”

他表示,以前这种丑闻是不许说的,现在副部长公开谈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说明快改了。

*应加强宣传教育转变传统观念*

他说,应该加强宣传教育,转变中国人希望死后留全尸的传统观念。

他说:“一年车祸中,中国大约死接近10万人。北京一年大概死2000人。你死了,为什么不救几个人呢?如果出车祸把脑袋撞坏了,死了,但是肾没坏。两个肾,可以有两个人受益。所以说,这种事儿是观念问题。”

周孝正说,少数人已经打破传统观念了。他谈到香港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和他自己的父亲。他说,丁教授胳膊上全是针眼。

他说:“他说了,我每年至少捐四回血。他说,我是一个教授,我的工资养活全家还可以,可是我没有太多的钱去支援穷人。但是我有血。......我爸爸不在了,他活着的时候说过多少次,说死了以后愿意把遗体捐给医院做研究。”

周孝正说,中国人多,百分之一就是1300万,千分之一也有130万。所以,不会没人捐。他认为,用三到五年建立器官捐助体系,太慢了。

黄洁夫也说,如果交通事故死亡者可以进入自愿捐献渠道,“哪怕只有十分之一,就会远远超过目前的捐献规模。”

*捐献工作应公平、公正、透明*

一些调查显示,对于制度不健全而产生的不信任,其比例高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南方都市报》说,为数不少的被调查者对所捐器官能否如期到达最需求的群体,能否实现公平、公开与透明的监督,抱有极大的疑虑。

周孝正教授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也不仅是伦理问题,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他说:“这些有限的器官到底是给有钱的人,还是给有权的人,还是给有声望的人?中国是个官本位几千年的社会。在中国,首先是捐给了有权的人,其次是有钱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说,在器官移植问题上必须保持透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

*非法器官交易应运而生*

中国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器官移植的等待者和器官捐献者的比例是5:1, 英国为3:1,中国是150:1。

器官紧缺促使非法器官买卖的兴起与发展。《南方日报》的一个调查性报道透露,在珠江三角洲,一些农民工靠卖肾解决生活中的一时之需。

卖肾的理由五花八门,有的需要钱支付女友打胎的费用,有的想给爷爷买养老保险,有的为了偿还债务,有的仅仅是想买个iPad。

一位化名何青的农民工卖掉一个肾,才得到二万元回报。他花250元租下一间房,用9000元还了一半的信用卡债务,又买了台电脑,换了新手机,两万元已经所剩无几。何青说,他有点后悔卖肾了。

报道说,非法器官交易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下网络,地下中介遍布全国多个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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