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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8:41 2016年12月11日星期日

中国城镇化系列报道一:关键在户口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左)、李克强(右)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左)、李克强(右)

2013年2月3日,中国副总理李克强在包头看望了即将回家过年的农民工。这位政治局常委说,“我在政府工作,是为你们打工的。”

中共18大之后,李克强数次提到要加速城镇化。这位即将接替温家宝出任总理的中国“二号”人物说,要让更多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市民,这是中国城镇化主要目标。

*李克强宏伟愿景和现实之尴尬*

李克强在去年底某会议上说,让农民工逐步转为城市市民。不过,他也提到,城镇化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和保障房建设,完善融资和管理机制,还需要 “确保粮食安全”,严格保护耕地和发展现代化农业。

*中国未停下“城镇化”脚步*

CCTV报道,中国今年加快城镇化建设,每天平均有450亩耕地被“征用”或占用。一年有16万4千多亩耕地被用来“开发城镇”。新华社2011年报道,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透露,中国耕地面积约为18.26亿亩,比1997年的19.49亿亩减少1.23亿亩。

但是,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实现城镇化关键在于能否解决户口问题。

*城镇化前提是非户口化*

所谓“城镇化”,从人口来讲有两个含义:扩大中小城镇,让更多的农民进入这些地方成为“市民”;扩建大中城市(直辖市、省会和沿海特区,吸纳更多的农民工进城然后转为“市民”。但无论哪种情况,都需要先解决户口问题。

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实行城乡“二元制”,也就是把中国国民分为两等:城市人和农村人。两者之间,城市人可以“下放”、“下乡”、“下基层”变成农村人口,而后者不能转为城市户口,除非通过上学、参军或参加城市工厂招工等特殊方式。从各种意义上说,农村户口是“二等公民”。

中国当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允许包产到户,把农民从“公社”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为“半自由人”,当局首次允许农民工进城打工,或者“不务正业”,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行业。这样,就有大批农村户口的农民,进入城市打工,成为在城市生活的“非户口”市民。这就是今天在各城市或城镇出现的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大军。

这些在城里打工的农民为何要过春节集体大迁徙?就是因为他们的家,他们的根,他们的户口在农村。城市“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

*如何让几亿农民工和家属成为市民*

到城市打工农民知多少?中国官方数据说,2011年就有两亿五千万。那么,李克强说的要城镇化,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消化这两亿多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共六七亿人成为城市居民。

北京《工会博览》杂志社副主编艾君说,因为户籍二元制,这些农民工到了城市,却当不了市民;他们遭受城市居民的歧视,如就业上存在工资歧视、雇用歧视、职业歧视。因为没有户籍,他们无法享有城镇居民同等的城镇社会保险福利制度,甚至在住房上、在子女教育上沦落为二等公民。

艾君还说,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的劳动力难以自由进入劳动市场,就算得以进入城市工作,也因经济和社会地位低下,而只能被限制在“脏、险、累”的工作上,在薪资上,除了工作本身收入不高外,还得遭受“雇主恣意扣薪、和城市居民同工不同筹、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

中国农民虽然进了城,但因没有户籍,学历和技能相对低,容易受到剥削,比如经常工资拖欠打白条。但重要的是,他们无法享有和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险福利,这样,他们的生活风险高,社会保障低。

这些问题都是制约和阻碍城镇化的重要因素和障碍。

*取消户口制谈何容易*

近一、二十年来,中国政府和各种机构(国务院、人大、公安局、民政部、司法部、教育部、发改委、社科院和许多智囊机构),都在不断研究取消户口制的可能性、可行性。但直到今天,还没能拿出一套完整行之有效的“改革蓝图”。

新华社报道,2008年,政府就组织相关部门就此事进行讨论,发改委主张三、五年内就取消户口制,但是马上遭到公安部的反对。

中国知名学者胡鞍钢十几年前就呼吁:取消户口制。他说:农民向城市流动、迁移是中国工业化、城 市化必然趋势。他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民工平均每年令中国经济多增长一个百分点,而且增长速度愈高的地方,吸引的民工就愈多,又进一步刺激当地的经济增长。”他估计,未来二十年内,中国至少有数亿农民将移居城市,政府如果放长目光,就应该制订公平的民工就业政策,平等友好善待民工,最终取消户籍制,让民工在城市拥 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不过,学者胡少江对取消户籍制度的前景并不看好:他说:中国歧视农民的户籍制度从道德伦理上讲早就应该取消。但是取消了这个制度,中国的共产党政府还有什么能力去控制八亿中国农民呢?还有什么手段 令中国农民去承受国家加诸他们的种种重担呢? 胡少江认为,当局长期歧视农民的政策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使得歧视与剥夺农民成了维持其‘稳定’统治的支柱,成了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社会组织手段,也成了今天共产党政府发展经济的基石。取消户籍制度的困难就在於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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