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即将过去的时候，中国首次在北京主办了有关阿富汗问题的“伊斯坦布尔进程”外长级会议，引起国际间关注，将中国这一高调主导行为同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联在一起。
中国外长王毅早在2014年初即在公开讲话中表示中国有意将战略目光转向阿富汗。王毅3月初对媒体表示，阿富汗在2014这关键的一年里， “将经历政治、安全和经济的三重过渡。”他还说：“中国是阿富汗的最大邻国，阿富汗的和平稳定与中国西部安全息息相关。”
公共政策研究机构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的亚洲事务专家安德鲁.斯莫尔(Andrew Small)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了促使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所持立场由低调转为高调的因素。
斯莫尔说，过去十来年里，中国对阿富汗的局势很长一段时间里持模棱两可的态度，既不希望看到塔利班或其他极端主义势力占上风，也不希望看到美国在那里成功立脚。然而，新疆地区逐渐激化的矛盾以及这一矛盾开始扩散到内地的趋势，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评估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
斯莫尔认为，新疆地区的局势已经上升到中国的核心安全意识范畴，由此而影响到其外交战略。他说，中国的天平，目前已经倾向于美国这一边，就是说，希望短期内美军能够留守，协助阿富汗局势稳定，以免局势不稳可能给中国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包括新疆和西部地区局势的恶化。安德鲁.斯莫尔说，中国最终“还是希望看到西方国家从阿富汗撤军，希望看到美国全部撤出，但是（撤的）速度别太快了。”
斯莫尔认为，中国10月底在北京主办“伊斯坦布尔进程”外长级会议、以及会议期间所宣布的对阿富汗的援助规模，无疑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性意义。他指出，至少是目前来讲，中国在阿富汗以及中亚问题上展现出“大国”的姿态，是阿富汗和美方都乐见的，这一点，同中国在东亚以及东南亚的外交态势及其所产生的“效果”可以说是截然不同。
阿富汗新任总统加尼上任后正式出访的头一站就是中国。期间，中阿签署了“关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表示，中国在今后4年内，向阿富汗提供20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双方并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与此同时，中国还将为阿富汗培训3000名各领域的专业人员。
马歇尔基金会的安德鲁.斯莫尔说，这笔资金虽然数目不是那么巨大，但是在其他国家对阿富汗的投入逐渐减少之际，中国的援助则凸显出来。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欧汉伦(Michael O’Hanlon)认为，阿富汗目前急需发展经济，中国如果愿意在那里投资、办厂，是好事。他说：“目前没有很多国家愿意进入阿富汗，那里还很危险，政治上还处于很脆弱的阶段，各方面的运作都不容易。”欧汉伦说，阿富汗的安全和稳定同时攸关美国和中国各自的安全与稳定，因此，从这一点来说，美中两国在这一问题上拥有共同的利益。
然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夏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中两国在协助阿富汗发展的进程中，看似有“并存的空间”，但是很难达成“双赢”的局面。
夏明说：“美国在进入阿富汗或者伊拉克以后，它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进行政权更迭，希望能够帮助这两个国家向民主方向迈进，因此我们看到美方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都着手于大规模的宪政工程，因此我们看到在阿富汗建立了总统制，在伊拉克建立了议会制，美国当然希望看到阿富汗的总统制和伊拉克的议会制能够生存下来， 作为正常的民主制国家长期生存下去。这跟中国的想法是完全对立的。中国是想在西亚地区，通过中方主导的一些区域性机构，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同一些专制政府，包括俄罗斯、伊朗、哈萨克斯坦等‘抱团’，形成全球范围内的一个专制轴心。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很难说中国同美国有实现‘双赢’的可能，尤其是在这种决定世界历史、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大问题上。”
在夏明看来，中国政府参与阿富汗事务，不完全是要彰显大国态势，更主要的是源于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这“三股势力”的忧虑。夏明指出，在控制恐怖势力的积聚和成长方面，美中之间或许有共同利益可言，但是，对于阿富汗和更为广义上的穆斯林世界来说，中国以何种方式卷入阿富汗事务、透过何种程度和方式打击恐怖活动，也将是穆斯林世界所关注的问题，并势必影响中国与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关系。（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