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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1:12 2016年10月02日星期日

何清涟:官员多有共青团干出身,但无“团派” - 分析中共的“共青团政治”(2)


1993年5月10日,共青团代表大会选举领导层,李克强(中)当选团中央书记

1993年5月10日,共青团代表大会选举领导层,李克强(中)当选团中央书记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近几年中国政治的分析框架主要是权力斗争,斗争的双方不再是1980年代以来的保守派与改革派,而是江曾一系、团派、包括已经入狱的周薄等派。之所以认定“团派”的存在,是因为60、70后的省部级干部不少出身共青团系统。

我从不认为这些出身共青团系统的官员在中共政坛构成了一个派系,即使在胡锦涛任总书记的十年内,共青团出身的官员,例如李克强、李源潮、令计划等都获大力拔擢,但也不构成“团派”。以下是我的理由,供读者参考。

从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到共青团中央

中共改革以来的政治变迁,只有一事曾经成功,即结束老人政治。江泽民、曾庆红退而不休,在胡锦涛时期继续干政,利用的是其多年养成的政治势力,其余常委基本上只能利用余荫保家族富贵,无法干政。这一点,是邓小平、陈云等人在改革初期基于时势做出的制度安排。

经历过中国改革初期的人,都会记得“第三梯队”这个名词。也许是预感到团中央地位危殆,2014年9月,《中国新闻周刊》发布了《“第三梯队”名单建立前后:起用一代新人》,后面那句话来自于李锐老先生一篇当年的文章《起用一代新人》,后来这文章发表于《读书》杂志上。当时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系就读,同学们看了都很激动,认为终于可以结束老人政治、半文盲当家的落后政治状态。

现在的青年人大多不知道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的起点有多低。毛泽东教育革命的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曾养成以文盲、大老粗为荣的反智政治文化。1976年毛去世之后,江青等“四人帮”入狱,平反的老干部复归岗位,突显了两个问题:干部队伍年龄老化,知识结构陈旧:国家机关、党群、企事业各级领导干部81万人,其中大专文化程度只占6%,72%以上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提拔使用要“制度化”。 后来与邓小平意见总是相左的陈云,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与邓小平高度一致。1981年5月,陈云在杭州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分送邓小平、胡耀邦和中组部部长宋任穷,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接着就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里成立了青年干部局,陈云亲点以开明改革著称的李锐任青年干部局局长,负责选拔青年干部。1982年,“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被当作干部使用标准,写入了十二大通过的中共新党章。1983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决定,用最快的速度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胡耀邦形象地称之为“第三梯队名单”。多年后,“第三梯队”名单开花结果。第十七、十八届政治局常委,除两位之外,皆在名单之中,习近平、薄熙来这对政坛冤家当时都是青干局拔擢培养的“第三梯队”人才。

胡耀邦受迫害下台之后,“青干局”从中组部的内设机构中消失。但中共从80年代确立下来的干部培养计划,改由共青团系统接手。中共高层普遍认为,培养干部是个漫长的历炼过程,从大学生时代开始培养,没有人认为不妥。

以上说明,共青团中央团校(后更名为“青年政治学院”),并非胡锦涛的私家园地,其实履行的是封建王朝的“太学”功能。中国自周代开始,就选拔统治集团认为合用的青年人才,置于官学培养,汉代这种官学有了正式名称,即太学。

政治帮派有什么特点?

有历史知识与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仅仅出身一个学校很难构成帮派,因为帮派需要几个要素:一是思想理念相同,比如明中晚期的东林党、晚清的前清流、后清流。二是共同的利益,比如中共这个利益集团,对民而言,他们是个利益共同体。但在内部而言,利益分配(官位的高低,职位的肥瘦)必然存在多寡,因此就有帮派之分。不说中共成立以来内部帮派的分分合合及数次路线斗争,就以文革时期为例,就有毛系的“四人帮”,还有受打击的老干部形成的松散政治联合;三是以同乡、同一保护伞形成的利益关系。比如封建王朝的科举考试,及第者可以结成两种重要关系,一种是与主考官结成门生座主关系,另一种是同榜之人结成同年,今后官场上互相照应。四是有共同尊奉的帮派领袖人物。

帮派政治是中国政治的特点(外国当然也有,但进化为政党政治了),历朝历代都会发生朋党之争。北宋中期,朋党之风甚炽,朝臣互相攻讦,名臣欧阳修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朋党论》(庆历四年,1044年),上呈宋仁宗,力辨朋党之诬。其中要点是君子与小人都有朋党,区别在于君子的朋党以道义为纽带,以忠信自励,珍惜名节,并以此提高自身修养,这种志趣一致的聚合能相互补益。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观点相同、意气相投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小人的朋党以利益做为纽带,有利则聚,无利则散。利散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反而互相残害(如检举揭发),以求自保。因此,做君主的应该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欧阳修的《朋党论》以后成为君主、臣子们的必读名篇,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成为朝廷辨识忠奸的标准。以此标准判别,中共政坛上的帮派都是以利益作为联结纽带,几乎都可纳入小人之党,尤其是近20年更是如此。

2012年5月4日胡锦涛、温家宝(左)和习近平(中)在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

2012年5月4日胡锦涛、温家宝(左)和习近平(中)在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

“团派”是有名无实的虚拟政治派系

如前所述,共青团系统与中央团校,一度成为中共培养接班人的基地,是当时的制度安排。团中央对团干部的关照提拔,往往在他们从团中央转任地方职务之后就结束了,这些要员一般也不再与团中央保持利益纽带关系。李克强、李源潮、令计划三人是共青团系统不同时期培养的团干翘楚,但从公开资料来看,他们三人之间并无横向联系,他们曾经的共主胡锦涛也不是个喜欢拉派结派恋权之人,与他们的关系可说是公谊大于私交。比如十八大交班之时,胡锦涛既未力保李源潮进常委,也未在令计划儿子出事之后予以保护。这几位表面上看来与他最有渊源的团干,似乎也很少找过他求援,互相之间也不施以援助,一点也看不出同枝相连的迹像。

中国副主席李源潮在中南海会见西班牙外长(2013年6月25日)

中国副主席李源潮在中南海会见西班牙外长(2013年6月25日)

习近平近年接连打掉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等各大势力,只有薄熙来被抓之后,传有太子党成员王军(中共元老王震之子)等几十人联名上书力保。令计划出事之后,朝廷按惯例查其利益网络,结果与其有瓜葛之人不在团中央,而在中办一系,最后由现任中办主任栗战书发出在中办“肃清令计划余毒”的号召。李克强的国务院班底中,干员几乎就是温家宝时期的主力,没见他将团中央出身的官员提拔为身边亲信。周强、胡春华、陆昊等“团派干将”2015年8月10日被《北京日报》点名修理,说他们“爬得快,根不深”,缺少基层历练,这些人既不能利用自己担任方面大员的媒体反驳,也不能利用《中国青年报》这一“团派舆论阵地”为自己辩护。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人大会议上作报告(2014年3月10日)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人大会议上作报告(2014年3月10日)

综上所述,任职于共青团中央的官员之间既无共同的利益纽带,也无一个愿意维系帮派利益的领袖,更无互为奥援的愿望,将其称之为政治帮派,实在有点勉强。

中共建政60多年以来,如何培养接班人始终是个问题。邓小平时期为结束老人政治实行的是指定与隔代指定制度,在十八大权力交接时这章程已经不灵。干部年轻化衍生出来的年龄限制,现被习近平改为“老中青结合”。前朝组织路线已废,一废必有一兴,且看习近平如何续写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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