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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1:02 2016年12月08日星期四

美式民主:来自中国在美顶尖智库当主任的李成


从师范院校的文科生到美国顶尖智库的主任,李成是华人在中美关系领域中的佼佼者。能在一个白人主导的领域成功,李成的成长道路上不乏艰辛,曲折又幸运。想知道他成功的秘密,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吧。
李成

李成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之一。这里通常是顶尖政策专家、学者和官员的讲堂,演讲内容很可能是美国政治与外交关系的风向标。关注美中关系的媒体与公众已坐满会场,他们等待的演讲嘉宾有些特别。

请一位体育巨星在中美建交35周年之际来诠释两国关系,对严肃高端的布鲁金斯学会还是第一次。这个新颖与大胆的尝试源于他,李成。

李成:各个智库与学校在做美中关系时往往都是学者与官员,或者第二轨道,有很多。但是缺乏新意,缺乏有突破性的思维。我觉得美中关系有各个层次,不仅仅是学者。美中关系十分重要,不能只留给政治家,政策决定着。公众人物,像姚明、或者企业家,或者其他人物,都因该在美中关系中起作用。姚明本身就是两个世界都欣赏的人……更多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变化,中国社会积极因素。这方面来讲,公共外交,民间外交,起非常重要作用。应该说,没有人比姚明更好了。

从2014年3月起,李成开始担任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请姚明演讲是他主办的第一个活动。他的软实力思维让中国学者钦佩。

中国中协人才技术交流咨询中心主任郭金胜说:在构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李成)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方面是我佩服的。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藏龙卧虎,前任主任杰弗里·贝德、李侃如等都是美中关系研究中的重量级人物,不是加入政府做官,就是美国总统的高级顾问。李成担任主任后,贝德和李侃如则选择留在团队中支持他。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项目发展主任徐梓琳说:在华盛顿智库的圈子呢,以白人、美国人为主,非常不容易有像李成这样,国内出来的学者做到主任这个位子。这也是中国中心第一次有华裔的学者来做主任的位子,也十分替他感到骄傲。

从师范院校的文科生,到顶尖智库的中心主任,李成的成长历程并不是中国留学生的主流方向。

李成:我到美国来,当时是1985年。主要是想读文学的。我本科论文是关于中英文比较,到了Berke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现走错专业。三个研究亚洲的:语言和文学,亚裔在美国社会的作用,亚洲的政治经济。我进了亚洲的政治经济专业,而当时的移民法,不允许轻易转专业。

阴差阳错地,李成逐渐爱上了这个专业。

李成:在选课时开始注意到中国的精英政治,尤其是中国开始上升的技术官僚。感兴趣,所以我问导师应该选哪个题目,他说,搞五四运动很多人了,但研究中国的技术官僚,很少人在做。这个问题会越来越重要。两年后,我对政治逐渐感兴趣,所以歪打正着,准备学博士,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念了博士学位,完全是在研究中国技术官僚的发展。

技术官僚的概念最初开始于1920、30年代的美国。但是,当李成将它运用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美国人却难以接受。

李成:技术官僚的概念,狭义讲是学工程的,广义讲,也包括学经济的。我是比较早的把这个概念用到中国政治研究中。因此,一开始有很多批评

到了江、胡执政,他们才开始认可了这样的概念。我在早期就开始做了,还建立了一个数据库,1987年开始建立,逐渐完善和充实,有2万多个中国的精英,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还包括知识精英、文化精英、海归,很容易看出中国精英变化的趋势……过去几年,技术精英大幅度下降……5年后,精英是个什么形态。

李成对中国政治的开创性研究没有止步。1993年,他回到上海做实地研究。

李成:我见证了上海中产阶级的上升。当时,我用这个概念,变得更荒谬。美国认为,中产阶级必须跟民主连接在一起,跟公民社会联系在一起。中国只能有很少的富人和大多数平民百姓,根本没有中产阶级的概念。1997年完成我的第一本书时,我用这个概念被美国的出版社一再拒绝,多数问题是你用了“中产阶级”。我最终没用“中产阶级”,这本书发表了。现在回过头来,很可笑。

在李成看来,这些曲折反而是一种优势。

李成:你看到一个脱钩,在西方学术界,正是因为这样,是华裔学者的长处。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不断更新我们的知识,更新对中国的了解。西方的偏见和傲慢使他们失去了第一时间发现中国变化的优势。

身处美国,如何把握中国的文化脉动?

李成:还很关注中国的movies(电影),专题节目。中国好声音,连续剧,我都会看,这是一个学习,帮助了解的过程。为什么西方对中国的理解总是有脱钩,对这种公共文化、民间文化缺乏基本了解。民间文化决定中国政治文化,民众想什么,关注什么,考虑什么。这方面有很多重要的连续剧,我都会看。甄嬛传我也看。

李成每个月都会飞到中国,亲身体验中国社会的发展。他对研究的热情与毅力源于学校。当年博士毕业后,他到汉密尔顿学院教书,立即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李成:头两年工作和辛苦,整天4点起来就开始备课。课呢,很多是我不熟悉的 。 作为一个文理学院,他们对教学要求是很高的。

在汉密尔顿文理学院兢兢业业十几年,李成崭露头角,被布鲁金斯学会留意到。

李成:我对中国领导人的研究引起了他们(布鲁金斯学会)的重视,约翰·桑顿……他当时找他的助手雷默,同时找了一个猎头公司,找比较合适的,研究中国政治的人,他特别注重在中国长大的人。不管是雷默还是他的猎头公司,同时找到了我。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项目发展主任徐梓琳:我个人的感觉是,他不仅在研究的专业上很出色。他在一般待人处事上,政府、学界的交流上,做的特别好。他个人的connection, network(人际联系、关系网) 是他可以角逐出线的原因。

在新的舞台上,他继续对中国政治进行前瞻性研究,同时架起了美中学术沟通之桥。

李成:在布鲁金斯,我做的一件事是介绍中国的学者,把他们的原著翻译成英文,帮助美国学者、学生了解中国。用中国人能理解的语言解释美国,用美国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述中国的变化。我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上来起这样的作用。

有人称,布鲁金斯就是“民主党流亡政府”。因为自杜鲁门总统以来,美国历届民主党政府都起用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充任要职。当然,大多是白人。作为这里的中国学者,能得到足够的信任吗?

李成:你说有没有误解,有没有歧视,会有一些。但对个人来讲,比较荣幸的,更多是信任,更多地是采用我的观点和分析。

好心态让他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最终担当起领导责任。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助理雷恩·麦克艾文:李成博士非常忙。他是个行动派,参与很多事情。我想,这有助于他领导中国中心,让中心更有活力,有利于实施各种项目,同时有很多专著问世。

李成的理想是把布鲁金斯中心发展成世界的智库,同时跟中国有广泛的合作。

布鲁金斯学会直接关注中国的发展,通过各个平台帮助其它群体进行沟通,这是我们想要做的。最直接的是亚太地区的发展和安全,避免大的冲突,所以我们必须要承担难题,引导舆论导向。

中国中协人才技术交流咨询中心 主任郭金胜:中国要培养千百万像李成这样的,能讲中国故事的软实力专家,需要向美国学习。

能在公共政策上跻身美国主流圈,李成是少数的成功华裔。如果他不来美国,会如此成功吗?

李成:这是很难很难回答的问题。生活中有很多不可预知的东西,有很多路很难分析,因为没走,不知结果会什么样。但是有一点,我经常跟大家讲,不要太多抱怨自己的环境,更多地是如何适应环境,怎么在环境中发挥自己的长处,规避短处,这比抱怨环境要好得多。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华裔学者在美国脱颖而出,而李成的下一个挑战是推动这一趋势。继姚明之后,他将与中国社科院合作研究中国的年轻人,将更多中国的声音带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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