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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6:32 2016年12月07日星期三

新中国大饥荒何以饿死的都是农民?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发生的大饥荒中,被饥饿夺去生命的约四千万人中几乎全是农民,城市里,特别大城市里,饿死人的事情则少有所闻。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中国何以会发生这样的怪事呢?

在那场持续了四年的大饥荒中,中国全国各地都感受到了粮食短缺的压力。据说,连中共领袖毛泽东也曾一度停止吃肉,与民共苦。但奇怪的是,死亡的魔鬼似乎只在农村肆虐,而城市人却能够逃离魔掌,饿而不死。是谁在城乡之间铺设起一条死亡隔离带呢?许多证据显示,这条隔离带是一个真正的“顶层设计”。

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到1959年开始全面显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粮食紧张,许多省份已经有人饿死。粮油供应问题直达“天听” ,引起最高领导层的直接关注。

周恩来拍板农村断油一年

据中共官方的记载,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要牺牲农村,保住城市。在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措施》的通知,决定停止对农村的食油供应。

杨继绳(《墓碑》的作者):“比如说吃油,油产生的热量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要高好多倍。周恩来明确表示农村停止销售食油一年。这一年,农村一滴油都看不见,没有。”

“油是商品,由国家供应的,由国家榨油,没有私人油坊,都是国家的,全部供应城市。周恩来亲口说,压农村保城市。(农村)一年没有供应油啊!”

为保城市,中央铁腕调粮

到了1960年,饥荒继续发展,农村地区已经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饿死。中国大城市的粮食储备也发生了危机,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存粮只能够维持几天。中共中央不断接到各地告急的紧急报告。在这种情况下,高层秘密决定:宁肯牺牲农村,也要保住城市。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之后,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先念接连给四川省委打电话,要求他们为了全国大局做出局部牺牲,火速调集粮食,运往三大城市。

其实,当时天府之国四川的许多地方已经断粮,饿死了很多人。重灾区温江的地委书记宋文彬对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说,已经饿死了那么多人,再往外面调粮,四川会再出大乱子。李井泉反问宋文彬,“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保成都,还是先保你温江?”

杨继绳:“(上面)当然知道(四川)没粮食,所以才讲全局和局部嘛!当时有个说法,说在四川山村饿死一个人和北京街头饿死一个人,影响哪个大?后来演变为“宁可四川人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开始说的是,在北京饿死人的政治影响比在四川山村饿死人的影响要大,要从全局考虑。这话说了,是邓小平说的。”

四川当时已是无粮可调的局面,省委只能够决定调集“死角粮”,就是从四川东北部一些交通极不方便的地区往外调粮。李井泉知道,继续调粮将意味着四川还要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因此而被饿死。

可怕的政治考量

四川在大饥荒期间饿死了一千万人,为全国各省之冠。四川省委内部许多干部对李井泉多有怨言,向中央要求追究李井泉的责任。但是,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邓小平执意保护李井泉。

丁抒(美国明尼苏达州诺曼代尔社区学院教授):“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写了封匿名信给中央,控告李井泉,说四川饿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责任。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后就开始要李井泉在四川组的小会上检查。李井泉被迫检查,而且在检查的时候还哭了,掉了眼泪,但是四川的干部对他的检查不满意,因为四川饿死人实在太多了。邓小平两次到四川去为他开脱,说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然后说停止追查李井泉的个人责任,保护李井泉过了关。”

力保李井泉的可不只是邓小平一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主要领导人都不仅要保李井泉,而且还非常感激他在中央最困难的时候所提供的帮助。周恩来就说过,“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朱德在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说:”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有责任。”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带着赞扬的口吻批评李井泉是“只有大公,没有小我。”

中央是承担了责任,但仅仅是口头上的。对于四川饿死一千万人,全国饿死近四千万人这样重大的政治灾难,没有任何一名中央领导人受到追究。在中共领导人的政治天平上,为保证京津沪等大城市不饿死一个人,即便搭上千万条农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难怪丁抒、杨继绳等专家在谈到这个政治考量的时候都觉得太冷酷、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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