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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4:19 2016年12月04日星期日

广东罢工频发 工人成去产能牺牲品?


中国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翠亨制包厂工人罢工,几名工人走过车间里处于停工状态的工作台,2015年3月26日(资料图)

中国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翠亨制包厂工人罢工,几名工人走过车间里处于停工状态的工作台,2015年3月26日(资料图)

广东省警方去年密集搜捕民间组织(NGO)负责人的行动,并没能阻止工人罢工的热情。就在上周,鞍钢广州公司又发生一起工人罢工事件,以警方介入而告终。总部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年中国境内罢工次数达2,774次,约为2014年的两倍。有着“世界工厂”称号的广东省,劳资纠纷事件的发生历来是中国最多的。研究劳工问题20余年的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对美国之音说,劳资纠纷通常高发于民企和外企,鞍钢作为国企发生罢工较为罕见,或与中国政府最近去产能有关。

2月17日,广东省广州市的鞍钢联众不锈钢有限公司两千余名工人发起罢工。事件起因是鞍钢认购台湾联众不锈钢有限公司60%的股权。不久后,鞍钢开始裁员和增加工作量。去年12月,鞍钢以经营困难为由搞待岗政策,待岗人员只能拿到广州市法定最低工资的80%。今年2月15日,公司又宣布将实行基于业绩的新的薪酬体系,工人到手的工资更少了。这一变化成为罢工的导火索。罢工持续一个星期,网传照片显示,工人手持“拒绝调减低薪”、“买断工龄,重签合同”等条幅聚集在工厂内外,有警察在附近戒备。据中国劳工通讯报道,广州当地警方将这次罢工定义为非法抗议,并威胁不解散就抓人。鞍钢也书面警告了至少100名抗议者,并给返回工作的工人以100元奖励。同时,鞍钢承诺恢复过去的薪酬体系。

NGO在罢工中起什么作用?

中国问题观察人士野渡认为,广东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罢工事件发生最多的地区,但是近几年特别活跃,与当地的劳工NGO数量增长不无关系。他说:“这几年,因为广东省存在最多的中国的劳工NGO机构,他们也是介入了工人罢工这方面的状况。他们通过指导培训工人等等,使工人的罢工规模和联动性都比以前呈现更多的组织性、协同性等等。这个影响也是相当大。”

广东省南临南海,珠江口东西两侧又分别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接壤,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一度是外来企业投资的热门地区。这些企业聘请了大量的劳工,占中国劳工总量的很大比重。野渡认为,劳工数量大幅度增加是劳工NGO不断在广东省出现的重要因素。由于工会在中国属于行政单位,不但无法维护工人的权益,有时甚至成为资方的“帮凶”,因此工人维护权益主要依靠劳工NGO。

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也是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一家NGO机构。然而,它的所长刘开明对美国之音说,NGO在工人罢工的问题上影响不大。他认为,广东省市场化程度在全国是最高的,劳动力充分市场化。但是工人不像企业有行业协会和政府保护,是“一盘散沙”。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方就比较强势,工人方就比较弱势。这样的话就导致劳资方对工人剥削就比较严重,劳资冲突就比较多,这是最主要原因。另外也跟广东这边工人获得信息的渠道比较多,这样的话他权利意识比较强,这有关系。而跟NGO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刘开明还谈到,工人自身“有非常好的斗争策略”,罢工也“基本都是工人主动发起的”。

去年12月,广东警方密集逮捕了近20位劳工NGO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并对相关工作地点进行了搜查。其中包括佛山唯一工伤维权组织“南飞雁”社工中心负责人何晓波、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洋及员工朱小梅。这是继去年5月30日广东劳工权益保障人士、“工维义工”创办人刘少明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刑拘,后被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遭批捕之后,广东当局对劳工NGO的第二轮打压。

当前,广东省大部分劳工NGO行事非常低调,有关负责人也倾向于回避媒体采访。

但是,野渡认为,当局对劳工NGO的打压无法阻止工人罢工。他说:“我们要看到毕竟它目前因为广东省这种工人问题、劳工的矛盾,体制打压NGO是消解不了这个矛盾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后面会更多的劳工罢工状况会发生,并不会因为打压劳工NGO会停止目前这种状况。”

经济低迷+去产能 广东劳工的路不好走

近几年中国整体经济下滑,企业订单数下降,不断有企业出现裁员、迁厂甚至倒闭的情况。去年一年,广东东莞市共有26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停、破产、注销。在外资企业方面,东莞去年全市关停、外迁外资企业362家。有媒体质疑东莞有出现“倒闭潮”的迹象。今年1月8日,东莞市长袁宝成在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回应说,“这种质疑就像是把一个美女脸上的一个麻点放大,但是不能光看麻点,要看整体的五官搭配。”

但是袁宝成也坦承,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不好,工业企业面临很大压力。他表示,东莞已出台政策支持“机器换人”,即用自动化设备代替人工,实现“减员、增效、提质、保安全”的目的。在人力成本提高,海外需求不足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叠加之下,工业企业从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两方面转型似乎是大势所趋。然而,由此带来的工厂减员很可能将成为工人们的噩梦。

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大问题。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四大产能过剩行业(煤炭、钢铁、有色和水泥)的存量有息负债达5.4万亿,其中银行贷款2.8万亿,债券1.6万亿,信托等非标约1万亿。这些债务是依靠市场消化还是财政救助,至今仍未定夺。目前已知的是,2月25日,工信部部长冯飞称,中央政府决定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资金规模是两年1000亿元,用于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的职工安置。“僵尸企业”,是指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企业。

去年起,中国有不少专家学者预言中国将在今年迎来第二次“下岗潮”。今年初在媒体上传播甚广的一篇财经记者报道《“僵尸企业”关闭在即!百万人工作中央揪心》也称:“假设极端情形,当前亏损企业在未来两年全部关闭,将新增失业564万人,年均新增282万人。”但是这一观点立即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反驳,并引数据称去年1到9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1066万人,表示新增就业人数远大于失业人数,就业市场足以重新安置失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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