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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8:13 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

专访郝柏村(6):抗战胜后之忧,雅尔塔之误


记者:请谈谈您自己当时在抗战时候的经历。您说您是在抗战第二年从军校毕业的。请说说您个人的事迹?

郝柏村: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军校还没有毕业。八一三上海作战呢,我们学校向江西迁。迁到四川去。我们因为提前几个月毕业,就没有到四川去毕业,我们在武汉毕业。1938年元月20号。我们同学好多毕业没几个月就阵亡了。我是个在不幸的时代中最幸运的人。我守广州去了,我自己也受了伤,很快好了没事了。1939年,我们发动冬季攻势,到安徽去发动攻势。当时我才20岁,我是小排长。抗战胜利,我到驻印军去,我才是连长。

记者: 所以您在印度待过。

郝柏村: 在印度待了一年。

记者: 您和陈鸿铨本人认识吗?

郝柏村:陈鸿铨是空军的。 他是去印度受训。我们是在印度一个军事基地。当时我们有两个师,三个炮兵团,一个工兵营,都是美式装备,都是美军和我们一起训练的。

真正的八年抗战的美援,对我们陆军的美援就是驻印军。对空军也是有的。要援助我们几十个师的装备,但是抗战就胜利了,日本人就投降了,根本没来了。

我们牵制日本的军队,贡献很大。我们的战场,东西三千公里,南北五千公里, 我们的战线一万公里,人员的伤亡有两千万人,军队同老百姓。我们这个战场的面积是五百万平方公里。

记者:中国是整个二战当中伤亡最惨重的吗?

郝柏村:比苏联少一点。在苏联之后,我们牺牲最大。将领,我们牺牲得最多,牺牲了200多将领,两个集团军总司令,8个军长,20个师长。英法美很少有牺牲这么多的。

记者:抗战八年胜利了以后,您能描述一下中国的庆祝场面吗?

郝柏村:抗战胜利,我在重庆,我在陆军大学当学生,从印度回来,上陆军大学。陆军大学是我们专门研究国家战略战术的,对于军官来讲,相当于博士学位。

当时当然是欢欣鼓舞了。我们把所有的信号弹哪,炮竹啊,都放光了。委员长广播以德报怨的时候,我也站着,看着。我当时也是个小萝卜头。

中华民国当时是四强,当时还没有五强。法国是最后把它托进来的。法国打仗的时候它投降过的,根本不能算是战胜国。所以真正打到底的,只有我们中美英。

苏联打日本是投机。它宣战一天 ,日本人投降。但是这是美国人所犯的错误,也是蒋委员长一生中很大的一个错误,接受了雅尔塔密约。这是中国以后的不幸的开始。

记者:蒋公在他的日记上心情怎么样?

郝柏村:他是高兴。但是他内忧很多。内忧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问题了。抗战期间,一个是汪精卫投降,一个是国共的摩擦,给他非常大的煎熬。但是我们不能一面抗战一面剿共啊,不能,所以对共产党都是忍耐退让。最后就是黄河北岸交给中共。

蒋公就记下来:胜利以后,我们说的困难,八年抗战的残破怎么恢复,中共的问题怎么解决。他没有像我们一般欢欣鼓舞。他知道未来的趋势。包括那时候的苏联,苏联都侵略新疆啊。

苏联侵略新疆的时候,我们在重庆报上都看不到。因为这消息都封锁了,怕影响士气。苏联那时候讲是朋友,它支持维吾尔人独立啊,新疆搞疆独啊。

(本文根据采访录音记录和整理而成。听写和记录者:实习生陆永是。编辑整理者: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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