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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3:51 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

何清涟:2014中国政治关键词:狠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2014年行将过去,用什么词来概括这一年的中国政治最合适?我想到的是一个“狠”字。这个“狠”字体现于三方面,有的是真狠,有的是有尺度的狠,有的特狠但其实不应该狠,宽严之间,却能帮人从看似纷繁的中国政治中理出一条主线。

*对政敌: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对于政治失败者,比如徐才厚与周永康等人,当前中国媒体以“国贼”、“国妖”与“叛徒”口诛笔伐,非常热闹。70后出生的中国人也许对这一阵势很不熟悉,但对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来说,只是旧场景的有限重现,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罪名之多,包括内奸、工贼、叛徒,而且前面均冠以“大”字,以形容其极。

中国宣传文化的特点由两面构成,一面是对权力的谄媚,一个人只要权力在手,什么谀词颂语都能奉送;另一面是对失败者的践踏,只要失去权力,昨天还在大唱颂歌的媒体立马会“痛打落水狗”,竞相比赛谁的骂声更高昂、更出彩。这一特点,我以前总结过,“中共大小官吏,大权在握时,人人是圣是贤,个个乃文乃武。一旦失势,人人均成蠹贼,个个尽是流氓”。以徐才厚为例,十八大召开之前,被形容为中国天空中一颗闪耀的辉煌“将星”,他的家乡辽宁省瓦房店市因出了30多位将军,“将星璀璨”曾传为一时美谈。 徐才厚落马后,立刻从“璀璨将星”成了“国贼”,对其“拉帮结派”、收受贿金派送官帽的批判成为必演曲目,《凤凰周刊》率先讨伐,于2014年11月20日率先推出《国贼徐才厚查抄内幕》,原来在“徐公财厚”领导下的《解放军报》也展现“大义灭亲的风骨”,于12月10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将徐从“国贼”一变而为“国妖”。对待周永康则用文火慢煮,从“周滨之父”、“你懂的”到本名登场经历了大半年,如今是六罪加身之外,还弄了一个“其他犯罪线索”,将其比之为当年被灭门的中共名叛徒顾顺章。

上述“待遇”,以前地位相仿佛的三位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等人未曾“享受”。他们虽然身陷秦城,但并未经受媒体大批判。考虑到党国形象,对三位的糗事,组织上均含糊其词一语带过。如今“组织上”连这份表面上的“体面”都不要了,可见出手之狠远过于以前。

*对贪官:海外追逃不留空间*

关于资本外逃,是一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出现的大问题,江、胡两任总书记都半心半意,从未真正下手解决。最让人难于理解的是:2006年中国商务部官员还被迫发言,否定两年前公布的有关中国资本外逃十大中转站的研究报告。习近平上任以来,王岐山主掌中纪委,国际追逃才获得很大进展,据说现在已与63个国家签定107项司法协助条约。2014年1月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布《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报告》之后,2月份中国当局宣布“猎狐行动”开始;10月份,专司追逃责任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由中纪委牵头,联合八个政府机构组成,出面与其他国家交涉引渡事宜,请求其提供司法互助, APEC峰会上中国成为首个ACT-NET主持国,取得区域反腐主导权,更便于国际追逃。目前该办公室已开列8000名贪官名单全球追缉,其中一部分已提交给有关重点“外逃国家”,并已获得一些西方国家的及时反馈。

上述行动,说明王岐山宣布“不给贪官留下海外生存的空间”并非空言。 但上述两方面的“狠”手,都显示内部把握有分寸,即“身份识别”,一些利用父辈权势发不义之财的红二代未成为反腐目标。

*对异端与民间机构: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

这里说的“异端”,标准已比胡锦涛主政时期宽泛很多。胡锦涛时期,中共当局对异端的政策如同割韭菜,谁长得高一些就割谁,但总还留下了一些温和的人与NGO;习近平主政以来,对异端与民间机构采取“秋风扫落叶”政策,在胡温期间尚能活动的公盟,在习近平时期就无法存活,许志永率先被“寻衅滋事”入狱四年。到了2014年下半年,一些纯粹以公益为目标的NGO与言论并不出格的人士也纷纷中枪。

以资深新闻人高瑜女士为例,今年4月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抓,但那俗称“七不讲”的“九号文件”其实早在网上流传,所谓“泄密对象”明镜网也已声明从未收到过高女士提交的文件,但案情至今未明,高瑜女士仍然系狱。根据“无国界记者”2014年年度报告提供的统计,2014年全球共有178名职业记者被囚禁,另有178名公民记者被关押。中国在这两项统计中都高居榜首,目前还关押着29名职业记者。更让中国知识界惊疑不已的是财新网文化编辑徐晓的陷狱。因为遍查徐晓的言论纪录,发现她基本不就现实问题发言。据说导致她系狱的原因是她参与了立人大学的活动,此说又遭到立人大学的创始人李英强否定,认为徐被捕与立人无关,另有缘由(《亚洲周刊》12月6日文:《徐晓被捕,知识界陷不确定季节?》)。与徐晓一样莫名其妙地被抓捕的人,还有公益人士寇延丁女士。

在胡锦涛时期,传知行研究所与立人图书馆均能存活,但在2014年均遭灭顶之灾。传知行成立多年,主要致力于倡导保护产权、深化市场、拓展个人、企业与NGO的活动空间,曾出版过《公民税权手册》,并不直接介入政治。立人图书馆始建于2007年。该馆的主旨是为乡村地区做文化服务,平时非常小心地“去政治化”操作,远离禁书即“非法出版物”。但目前传知行的郭玉闪、立人图书馆理事长薛野、副总干事柳建树都先后被拘押。

如此严厉压缩温和批评者及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其情形正如中共号召全国人民学习的雷锋精神:“对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

概言之,2014年贯串中国政治的主旨就是一个“狠”字。对政敌与贪官的“狠”表明,习近平有意毁灭萌芽于江时期、兴盛于胡时期的一些政治利益集团,并断绝贪官在海外的后路,但形格势禁,还得保留一些不可触碰的禁区,如红色家族不列为反贪的目标;对NGO与不同声音的狠,则表明习近平对社会空间的严厉压缩,哪怕这些组织不是政治反对者,也不给任何生存空间。三方面的“狠”字叠加,表明习近平对中共政权这座奠基于“毒地”(专制制度)之上、四面漏风、被蛀虫咬得千疮百孔的大厦,只愿意更换一些梁柱、拆毁一些毁损严重的地面建筑,并不想翻动地基。因此,居住于这座大厦的人,依然会受各种有毒元素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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