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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8:23 2016年12月08日星期四

何清涟:“小组”为何是中共政治的常青树?


身兼多个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和身兼几个小组副组长的李克强3月12日在政协会议闭幕式上

身兼多个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和身兼几个小组副组长的李克强3月12日在政协会议闭幕式上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之后,还不辞劳苦地亲自担任各种小组长,至3月15日出任“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为止,他已经出任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此外还有一个外界没太注意的“钓鱼岛应变小组” 组长。

三权集于一身,加之现在是多事之秋,这种“小组长”只增加习近平的工作劳烦,并不给他的权势再添荣耀,他为何还要亲任各种小组组长?要了解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小组”在中共政治中的功能,才能解释习为何热衷于成立这种小组。

*“小组”:重组内部事权的政治手段*

“小组”政治在中共内部有悠久传统,各种名目的领导小组不但是中共推进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内部事权整合的重要手段。早期党史上最著名的小组就是长征时期的三个“三人团”, 依次为“最高三人团”、“中央队三人团”和遵义会议后的“新三人团”,毛泽东成为后两个“三人团”的重要成员,为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铺平了道路。此后,毛为了便宜行事,经常成立各种政治小组,重组内部事权。“延安整风”是小组政治的巅峰时期,从1941年7月开始,陆续成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干部审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等,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毛一生最为人熟知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他赋予这个小组的使命是夺权闹革命。只是其时毛已是天下第一人,不再出任组长。

毛泽东在文革中用中央文革小组夺权

毛泽东在文革中用中央文革小组夺权

2013年5月,搜狐网搜集旧文,编了一辑《“小组”如何治大国?》,该辑介绍,“小组”是中共党政系统中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并在特定时期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级别不同的小组,拥有的权力也不同,国家领导人亲任组长的小组权力最大。该文并不避讳这些小组的“神秘性”:机构设置在官方资料中鲜有详细记载,公开报道更少之又少。这些小组既不挂牌子,在党的组织机构名录也找不到它们。众多“小组”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不单独确定人员编制。很多领导小组虽为常设,但并不需要日常办公,多数只在出现了需要应对的重大问题时,以组长牵头组织联席会议、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完成决策。该文用“寻常无踪迹,大事现真身”十个字概括以往的中共小组政治,倒也传神。

习近平时期的小组政治有其特点:从小组成立的密度来看,堪比延安整风时期;从其亲任组长之多来看,远超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从小组活动的方式来看,从过去的神秘隐身走向公开。

*习近平为何偏好“小组”政治?*

习近平成立各种“小组”并亲任组长,并非完全对小组情有独钟,实乃时也势也,不得不如此为之。

邓小平确定的集体领导体制,自从薄熙来向上借助常委支持、向下借助草根舆论,想迫使中共高层改变内定接班人的规则以来,就受到了严重挑战。中共高层政治的裂痕不可避免地展示于世人面前。所谓“集体领导体制”虽然可以避免一人专断,但却成了“多龙治水”的权力分散之局。胡锦涛第二任期内,中共最高层“各吹各的喇叭各唱各的调”,多个高层家族利用分管部门、行业的事权贪污腐败,形成了一条条粗大的利益链条,导致特赦腐败论公然行之于世。鉴于这种事权分散,最高领导人权威弱化之局,习近平希望重树领导人个人权威,为中共政治的朽坏之局注入生气。

可以说,小组的密集成立并亲任小组长,只是出自危机感与不放心,与外界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无关系,我曾总结过,他的两个30年之说,很好地诠释了他是要用毛式政治铁腕,维护邓小平确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利益格局。

中共执政逾60年,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科层化的官僚行政体制,虽然富有中国特色,比如以党管政,但这种管理组织结构已经形成一套特定的规则与程序,有明确的权威登记,权责自上而下传递。江、胡两人都是中共内部法定的权威,只是胡的权威由于其治绩与能力而受到挑战与损害,形成了地方政府各行其是,中央部委权力坐大,尤其是国安、武警与警界过去由周永康管理,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习近平履任以来,虽然已往各省区“空降”一些官员,但整个架构与官僚构成并未经过大的调整,深感(或者说担忧)指挥不灵,因此,习采用毛当年习惯用的“小组”形式,既达到了重新整合事权的目的,也便于其直接插手各领域的工作。

习近平能顺利地将各种权力集于一身,有几个其特有的因素。第一,他出身“红二代”,中共政治承认这种非体制化资源,加上京城政治中“红二代”特别活跃,认为红色江山是他们父辈打下来的,是他们的家天下,对习近平采取支持态度。第二,习性格强势,比较善于利用“一把手”的地位优势,更兼胡锦涛在卸任时,将军委主席一职移交给习,习再无元老掣肘之虞;三是新的七位常委大多出身平民,并无习的“红二代”优势,俞正声虽然也是红二代,但其家族早年失势,王岐山只算半个红色家族成员。有此三点,本届常委已经不可能维持“多龙治水”格局,只能成“众星拱月”之势。

*习的个人专断于中共政治之影响*

中国(包括中共)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崇拜强人政治。主弱则臣欺之。胡锦涛时期即如此,每年两会,一些委员公然炫富,将会场变成了时装、名表、名包的展览场地;亿元级贪官的层出不穷,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都是外界可以感到的主弱则臣欺的表现,再加上温家宝自行一套的政改说辞、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令很多党内人士及担忧动乱的知识精英曾为中共的前途忧心忡忡,因此,习近平的强硬作风,以及他对腐败的打击,对干部考核指标的改变(如不以GDP增速为考量标准,将环保纳入考核体系等),让体制内人士看到了政权稳定的希望。这种个人专断的弱点是:领导者个人能力与见识决定了其施政高度。

习近平的政治选择,出自中共统治集团对局势的判断。王岐山数年前向党内官员及知识分子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实有双重用意。对统治集团意在警告:托克维尔定律的真义是,别以为“改革”那么好玩,“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所谓“改革”就是找死。对那些要求民主化的知识界人士,其意在提醒:历史进程未必如他们所愿。中共垮台之后,未必会带来民主与秩序,更可能出现的局面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一样,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清算富人、践踏精英将成为常态,大家千呼万唤才出来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断头台政治重演。

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需要,习近平对维权者以及西藏、新疆、香港的政治反对者的强硬打压是全方位的,动辄抓捕反对人士、加强互联网管控、收缩言论空间等等。这些措施在短期内看似加强了中共的统治,但从长远看,却扼杀了一个社会的政治进步因素,导致中国长期徘徊于黑暗专制中而不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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