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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9:14 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

何清涟:十八届三中全会:集体领导至个人专断的转折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过演说后离开国会大厦。(2013年10月3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过演说后离开国会大厦。(2013年10月3日)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本次三中全会公报,正好与习近平特别强调的“三个不写”相反,多为“一般性举措,重复性举措,纯属发展性举措”。但是,综观全局,从公报那虚实相间的套话官话之中,还是可以清晰把握这次三中全会的政治意涵: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设立,中共的集体领导这一寡头体制正向个人专断演化。

*实招:通过“警察革命”重组权力*

党媒等预先告知的三中全会十大看点,其中有三大看点乃是实招,如“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创新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后两点语焉不详,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建可看作是“创新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的实践。将原有的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总政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组合成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使该委员会成为继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之后成为中国第5大国家机构,总管军队、公安、外交、情报领域事务。据各种消息猜度,习近平将任该委员会最高首长。

为了给人以仁慈的印象,多年来颇受诟病的劳教制度被废除。问题是,有前苏联的KGB这一“国家恐怖主义”机构的前车之鉴,中国人只要脑子不糊涂,都明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苏联KGB组织在中国的再现。有了这张天罗地网罩着,收起“劳教制度”这只装人的口袋,并不意味着国人进监狱的机率变小,“警察治国”的恐怖统治之下,各种名目的抓捕失踪随时都可能发生。

按中共的政治逻辑,党即国家,国即是党,所谓“国家安全”就是“红色政权的安全”。成立国家安全会的目的,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1月13日在答记者问时说得很清楚:“毫无疑问,中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恐怖分子紧张了,分裂分子紧张了,极端分子紧张了。总之,那些企图威胁和破坏中国国家安全的势力紧张了。”

熟悉中共政治话语的人都明白,所谓“恐怖分子”,特指新疆维吾尔族的政治反对者;“分裂分子”则特指西藏的政治反对者;所谓“极端分子”涵盖面最广,凡属批评中共政府及高官及讥评时政者,都可被视为“极端分子”。今年8月出台的互联网“七条底线”中就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等,这几条底线涵盖范围极宽,加上解释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大大提高了中国人言说的政治风险。

我曾写文章批评习近平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效法前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警察革命”,将从腐败的官僚手中夺回的权力交到擅长阴谋诡计的秘密警察手里,等于为很不自由的中国人再套上一道沉重的政治枷锁。

*虚招:支应经济社会问题*

为什么说支应经济社会的招术是虚招?一是因为避开重症,二是所开药方大都是虚言。胡温时期留下的问题最严重莫过于经济高度泡沫化、政府全面腐败、生态环境濒临崩溃,以及镇压机制暴力化。三中全会除了毫不含糊地强化镇压机制之外,其余全以虚招应之。

中国的经济泡沫,主体当然是房地产泡沫再加银行坏帐与通胀。减退经济泡沫的关键是挤去房地产泡沫,消化银行坏帐(官方最新数据是坏帐10万亿,约占银行业所有贷款的14%)。但三中全会公报对此不置一辞,在公报中散见一些与土地有关的话语,如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虽然含糊不清,但却表达了继续开发房地产的意图。

对于非常严重的政府(官员)腐败,报告只是老调重弹,称“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至于人民通过什么有效的制度通道监督权力,报告只字未提。

对于生态环境全面恶化的问题,报告虽然多处泛泛提到“建设生态文明”,称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却只字未提整治国土,例如如何修复重金属污染之农田。如此空泛的提法,无法遏止中国的环境污染。当局曾设置18亿亩耕地红线,早就被各地政府想方设法突破。相较于耕地红线,生态红线的伸缩空间更大,更容易被钻空子。生态补偿机制的推行已历多年,从2001年到2012年, 11年间累计达2500亿元左右,但却不见成效。最重要的是,以往的生态补偿主要着眼于少数环境受害者的赔偿,根本不是着眼于环境的保护与修复。

上文提到的三项全是当务之急:房地产泡沫潜藏经济危机,腐败关系严重破坏政治信任并影响行政效率,环境污染早已成为群体性事件导火线。这些必须戮力应付的急务尚且如此虚头巴脑,不得要领,遑论其它。(其余所谓“经济改革”措施,需要另写专文)

*成果:集体领导向一人专断过渡*

除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外,另一大成果是将成立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目前虽然尚未公布组长与成员名单,但据说层级极高、事权极重,将“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无论如何,这个小组总让人想起1966年5月毛泽东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号称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但实际只听命于毛。它是毛泽东认为自己大权旁落,为解决与中央一线领导的矛盾而采取非常手段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的意图。

习近平要成立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虽然不是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但至少也表明习希望通过这一领导小组,直接干预原属于国务院的事务。按此设计,今后国务院既不负责经济改革的设计,也不负责统筹协调、督促落实,将沦为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的执行机构。

按照中共奉行的马列主义及党内规则,各级党委、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内,书记只是这个集体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带领这个班子实行集体领导的协调人,而不是高踞于领导班子之上的“皇帝”。毛泽东鼓励个人崇拜,恣意破坏制度,形成了“一言堂”,天下大权操之于一人之手。华国锋曾试图形成这样的权力格局,却被党内元老们赶下台,邓小平鉴于毛专权之害,设立了集体领导制度。邓在垂帘听政之时,虽然先后废了两任总书记,却还得尊重党内元老尤其是陈云的意见,无法“一人说了算”。江泽民时期是“集体领导”,到胡锦涛时代,所谓“集体领导”也演变成“九龙治水”,九常委各行其是。如今通过三中全会,习近平完成了大权独揽的制度准备,政治局其它常委变成了事实上的“军机大臣”,形同臣属。

可以预见,从此之后,习近平将集党、政、军、警、特等大权于一身,中共的“集体领导”这一寡头体制正在向个人专断演变。今后论者论及中国政治,假如再称“习李体制”,应该是没有弄明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真正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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