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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4:09 2016年12月08日星期四

何清涟: “明君期盼递减”现象的背后


胡锦涛、习近平和温家宝在2013年3月的人大会议开幕式后。习近平接过来的“花钱买安定”的资源少于当年胡锦涛温家宝接收的资源

胡锦涛、习近平和温家宝在2013年3月的人大会议开幕式后。习近平接过来的“花钱买安定”的资源少于当年胡锦涛温家宝接收的资源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习李执政以来的政治管制比胡温时期更严酷,对这点海内外评价一致,但因其执政不到两年,很少有人从经济上去考较。最近,我在一次Call-in节目中遇到两位听众,都强调经济上习李远不如胡温,其中一人举例说,温减免了农业税,农民都称颂不已,习李执政之后,老百姓没有得到什么实惠,连低保都没有提高,因此他周围的人认为习李不如胡温,有所“觉醒”。

对胡温的幻想消失是在其执政十年的末期,习李执政不到两年。这种明君期盼递减现象的背后,与其说是底层百姓的权利意识觉醒,不如说是政府“花钱买安定”的资源严重匮乏,但上述比较实在过于简单化,完全没考虑两代领导人从前任接班时的“家底”。

*两代领导人接班时的“家底”厚薄不同*

胡温时期,“花钱买安定”成了“治国良方”,以至于地方官的口头禅成了“能够用人民币摆平的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花钱买稳定需要资源支撑,之所以敢花钱,是因为胡温接班时“家底”丰厚,交班前敢大肆举债。到 2012年胡温交班时,红色江山已从各方面显出败相。

最能体现“家底”的是财政收入与政府债务。

胡温接班时,中国政府进入最富裕的年代。据《新中国财税事业辉煌60年》(2009年9月),江朱执政,直到1999年,政府财政收入才突破万亿大关,达10315亿元。2003年是胡温接班后第一年,政府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2008年达6.13万亿元,2012年达11.72万亿元。十年期间,国家财政收入从2万亿飚升至11.72万亿元,国家财用不可谓不富。
2013年2月,重庆居民在朝天门公园,背景是新建的社会保障房。薄熙来由于社会保障房等项目而在当地得人心,但也留下巨额债务

2013年2月,重庆居民在朝天门公园,背景是新建的社会保障房。薄熙来由于社会保障房等项目而在当地得人心,但也留下巨额债务


但国家债务总规模也同样飚升。2003年,中国国家财政债务总规模为6153.53亿(据《中国历年国家财政债务发行情况统计》)。2013年3月,中国政府正式换届。同年5月13日 ,里昂证券公布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债务总规模107万亿 ,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债务增长发生在2009年以后4年间,规模相当于GDP的110%,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影子银行和债券,面临极大债务风险。这一报告说明,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其实依靠大量举债支撑。

从6100多亿飚升到107万亿,这债务的增加幅度可谓巨大。借方是谁?当然是银行,2010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曾直言:“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占近一半。21世纪网评估发现,均衡人均收入差异后,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高居全球前列。

习李接班之时,GDP总量虽然号称世界第二,但已经深陷巨大的债务泥潭,面临高通胀风险,虽然努力想改变这条依靠超发货币与举债发展经济的路子,但已经不可改变。

*胡温十年:“世界工厂”从辉煌到衰落*

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2003年胡温接班时,中国制造的玩具、纺织、制鞋等三大行业在世界拥有50-65的市场占有率,其余如箱包、成衣、电子产品等20余个行业也拥有4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直到2007年中国厂商生产的玩具含铅量过高引发欧美市场恐慌性退货,“中国制造”开始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世界工厂”开始陷入衰落。此后几年,中国土地价格、物流成本、劳动力工资逐渐上涨,外资到 2008年下半年开始撤资,逐渐形成撤资潮。

外贸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随着外资的逐步撤走,到了2010年,中国官方媒体及学者不得不承认,过去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外贸、投资、内需)齐齐死火,有人曾将2000-2010年这段时期称之为“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我曾在《“黄金十年”留下的经济遗产》一文中论述了中国由于比较优势”丧失而导致外资撤资“黄金十年”正好见证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由盛而衰的历史。

到习李接班之时,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已经是落日余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非常困难。

*环境生态竭泽而渔,资源对外高度依赖*
在北京郊区的雾霾中,游客在“希望树”旁照相。许多人希望中国改善环境,消除雾霾

在北京郊区的雾霾中,游客在“希望树”旁照相。许多人希望中国改善环境,消除雾霾


要盘点江朱时期留下来的环境家底不易,但可以肯定,到胡温接掌大位时,中国的环境生态已遭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是中国第一份GDP核算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包括20多项,该次核算仅计算了其中的10项,未涉及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而且在已经核算出的10项损失中还存在低估和缺项的问题,即便如此,环境损失也已占到GDP的3.05%。2006年,将地下水污染造成的损失估算进去之后,中国公布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0% 。今年国土资源部公布,中国遭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达3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6,该数据其实是2007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所得,一直被列为“国家重大机密”不予公布。

以上这些,当然不是胡温时期所造成,其中有不少是承接改革以来为发展而付出的“环境代价”。但可以确定的是,胡温时期环境生态持续恶化,到十八大权力交接之时,雾霾已经成为一个遍及全国的大问题,此时,中国官方才承认“海陆空立体化污染”成为现实。

在胡温第二任期内,中国已成为一个从资源对外高度依赖的大国,从石油、天然气、铁、铜、煤等,包括粮食在内,需要大量进口,部分资源进口高达60%以上。

*群体性事件十年间大幅增长*
在杭州西郊的余杭镇,在一夜骚乱之后,防暴警察在余杭镇入口处把守(2014年5月11日)

在杭州西郊的余杭镇,在一夜骚乱之后,防暴警察在余杭镇入口处把守(2014年5月11日)


对农民而言,温家宝取消农业税是德政,但地方政府却发现了另一个财源,即土地收入。从此以后,伴随着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征地拆迁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政务”,其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反抗进入高发期。2003年是胡温接班第一年,当年高达5万8千起,此后逐年上升,2005年为8.7万起,2007年逾10万起。自2008年之后政府不再公布具体数据,据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推算,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18万起,以后几年估计都超过20万起。

社会反抗高发,导致中国维稳经费猛增。2011年之后三年,“公共安全开支”数量直逼军费。习李无法改变这一趋势,今年中国财政部提交《关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及本年度“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为2050.65亿元人民币,增长幅度为6.1%。

*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如果要列一份中共第四代向第五代交班时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盘点的“家底”还有多项,上述四项算是其中的核心项目。西谚用“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形容建设之难,从另一个角度观之,一个国家的衰败也不是短期内造成的。以上数据与事实说明,除了环境生态的衰败始于80年代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方略之外,其余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严重化主要发生在胡温十年。这一点,除了社会底层之外,有识之士看得很清楚。2011年6月,“红二代”张木生在接受共识网采访时,批评胡温不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之说,确实有事实基础。

回顾明朝衰亡过程,史家得出“明亡,实亡于万历”。不知今后史家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将会得出何种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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