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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9:05 2016年12月06日星期二

何清涟: 青年被培养成利益动物的后果 - 从贵阳“拆迁学生军”谈起


2010年6月8日: 中国各地约1000万高三学生参加“高考”。 北京考区:家长迎接考场出来的孩子(资料照片)

2010年6月8日: 中国各地约1000万高三学生参加“高考”。 北京考区:家长迎接考场出来的孩子(资料照片)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这是一条让人无法接受的消息: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于10月12日对该区金华镇上铺村空山坝7.2万平方米“违法建筑”实施拆除,在参加“拆违行动”的2671人中,有837人是当地大学生。

这件事只是中国青年正在被培养成利益动物的一个例证。

*青年学生的“利益动物化”趋势*

先简述这条已隐然成形的低端维稳链条。据《新京报》报道,这一链条通过四层转包形成:拆迁活的发包方是政府,第一承包者是当地的保安公司,保安公司再将维稳任务批发给第二承包者,即一些被称为“师兄”的年长大学生。师兄出面组织在校大学生参与拆违,半天的薪酬是80元。据说,学生参与“拆违”已成为贵阳大规模拆违活动常规,这支“学生军”5个月参加了6次拆违。

值得一提的是,与众多当信息员、五毛的大学生一样,这些学生参加拆迁并没有任何良心负担,记者在采访时得知,没能参加的学生因为没有机会挣钱而感到气愤。

这条消息见报之后,国内网友深感气愤。有网友嘲讽说,“由所谓的‘爱国愤青’到‘参与者’,只须区区几十元。这就是贵州大学生的节操。”“北京师范大学团委”发表微博说,贵州大学生参与拆违,本该在学校读书治学的年轻人被无辜牵扯进社会漩涡中,学校、老师对学生的保护从何谈起?

看了这话之后我只能苦笑。“北京师范大学团委”对学校现在如何培养学生应该知根知底。活跃在各大学校园里的“红马甲”(即校园五毛党)、充当告密者的信息员,不就是通过各学校团委、学生工作办公室招聘的么?网络这个舆论阵地难道不是社会旋涡?与拆迁学生军相同的是都得出卖灵魂与良知,不同的只是工种:红马甲、信息员干的是“文活”,隐身在暗处;“拆迁学生军“干的是“湿活”,得公开出场。

官方在学生中招聘红马甲与信息员,就是用利益诱导,将青年驯化成放弃良知、唯利是图的利益动物。这些人与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批量产生的左翼青年不是同类,因为那些左翼青年不少出身于中产之家甚至富裕之家,对社会底层充满了同情,痛恨当时的黑暗政治,绝对不象今天这批五毛左派愤青这样,在利益驱动之下亲身参与制造黑暗。

*共产运动与恐怖主义的特点:善于动员青少年*

青年人从来就是社会变革的主力。一种文明的存续及发展,全在于这个国家如何教育青年。正常的国家都会将教育青年视为对国家未来的重要投资。进入近现代以来,励志改变社会的人群更是以青年为主。中国这条脉络从“五四运动”一直延续到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

但是,青少年在其社会化过程中(16岁以前),其思想价值观还未定形,可塑性强,也因此非常容易被各种政治势力利用。求诸历史,我们会发现,动员青年甚至儿童参加政治运动,是极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基本特点。希特勒将德国青年塑造成信奉纳粹主义的“国家青年”;苏共创立共青团组织,将青年培养成苏共所需要的革命后备军。中共不仅向苏共摹仿共青团这一形式动员组织青年,还将革命动员延伸至少年儿童。许多利用儿童团与敌人作斗争的故事,如“王二小”被编成歌曲传唱,许多杜撰的儿童英雄还被拍成电影,如小兵张嘎、潘冬子之类。凡属被毛泽东思想照耀的东南亚邻国莫不照搬这种宣传模式,20世纪60年代,华人组成的“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在其势力范围内,就从幼儿园开始教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教跳“忠字舞”。塔利班吸收儿童与青少年参加基地组织,利用青少年的无知与盲从,从事各种血腥的恐怖活动。

从上述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出青年运动的种种不足甚至反社会倾向,一些运动的参加者臻于成熟之后,也会认真反思当年的不足。但上述运动均没有以赤裸裸的追求金钱为号召。希特勒的“国家青年”是以纳粹主义为理想,欧洲的1968运动以反越战为主诉,错将他们不了解的“红色文革”当理想,但都诉诸一种意识形态。塔利班组织对青少年的暴力恐怖教育,也是以“真主”之名。纯粹以物质利益为诱饵,这是中国现阶段独有的现象。

*左派愤青、五毛与底层无业青年的奇特交集*

中国的左派愤青、五毛大多来自于底层无业青年。在与权力(当局)的关系上,左派愤青与五毛都属于心理依附型;在与资本的关系上,两者都对外国资本、民营资本恨之入骨,认为国家垄断经济理所当然,这两点都是当局所需要的。还有一部分底层青年则走到了另一端,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在机会稀缺,社会上升通道狭窄的中国社会,革命就意味着人生的机会,至于什么类型的革命才有利于中国的将来,他们考虑得较少。这批人将成为未来中国革命的潜在响应者。更多的底层青年则处于挣扎求活的浑噩状态。

在三者当中,左派愤青的意识形态色彩最浓厚。他们的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意识形态教育。他们有意忽视真实历史,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毛时代没有腐败、人人平等的红色神话,认为自己在追求公平与正义。但他们的公平概念不是西方社会那种基于机会均等的平等正义观,而是结果均等的小农平等观。左派愤青(包括新左与毛左)的思想特点,我在《帮闲时代:新左派对权力的曲意逢迎 - 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自身与国家的关系之回顾(二)》、《诅咒市场经济错在哪里?》等多篇文章中都谈过,此处不赘。但这三者之间的身份转换非常容易,只需要有利益吸引,他们就甘愿被利益驱使,不独贵阳参加拆迁的这些“学生军”,五毛如此,一些政治反对者在遭受当局强大压力与利益诱惑之下,也是如此。

上述三类人产生的社会大背景相同,即中国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几乎从世纪之交开始,中国经济就处于无就业增长状态,知识型劳动力严重过剩。出身农村与城市底层平民之家的青年,幸运一点能够低薪就业,不幸运一点的一职难求。与纳粹德国不同的是,希特勒当年能够通过国家社会主义教育将德国青年驯化成了充满法西斯主义精神的“国家青年”,让战争与种族灭绝成为滋养“国家青年”的意识形态营养土;目前中共政府意识形态处于衰微状态,无法成功地为自己驯养出“国家青年”,也没法用外部战争与种族灭绝作为意识形态营养土,所以只能以利益作为凝聚手段。当社会无业青年越来越多的时候,政府提供的利益即使稀薄,也能短期内聚合为其服务的人群,大量五毛存在即是一例。

一个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培养本国青年,就会获得怎样的未来。中国政府让青年一代成为无原则生存的利益动物 - 只要能够活下去,告密、当特务、线人、五毛,什么都愿意干,那么,中共的“凝聚力“,即暴力与谎言支撑的维稳体制,就只能依靠金钱支撑,一旦财源枯竭,中共将丧失这所谓“凝聚力”,唯利是图的乌合之众不仅将加入为中共送葬的队伍,还会葬送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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