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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0:46 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

何清涟: “王福会”效应:《历史的终结》应重写


2008年10月弗朗西斯·福山博士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特区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 (资料照片)

2008年10月弗朗西斯·福山博士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特区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 (资料照片)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王歧山与《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见面,他想传达什么,外界见仁见智。我仔细读过之后,感觉到有两个层面的蕴涵值得关注:一是王明显地表达了中共政府不会按照西方世界的预期,向民主政治方向迈进;二是福山也许可以从这次面对面的玄学讨论中,重新修正自己的“历史终结论”。

王歧山清晰地传导了什么?

一、中国特色的“政治”理念。王说:“政治在中国解释为,‘管理众人之事’。顾名思义,首先把词理解好”。

这一解释与西方解释完全不同。关于“政治”的解释,西方政治学的共识是:政治是由各种团体或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所结成的特定关系,各种社会团体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结成特定关系”的必经途径是选举,集体决策除了民选政府之外,还有民意代议机构监管。王完全没谈政府的权力由何产生这一根本问题。

二、一党执政(专制)不能改,党大于法是原则。

福山在好不容易得到的一次说话机会中谈到自己研究过法治:“关键是‘rule of law(法治、法的统治)’。我的《政治的起源》中分析法律的精神来源于宗教,各教派之间的冲突形成了一定“相互的监督”作用,但最终神是唯一鉴别真理的标准,也是统治支配的力量,所以法律(神)的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来源于宗教精神的法律统治(rule of law)包括统治者在内,司法独立于政府的脉络是这样来的。不知中国的宪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并司法独立。”王对此的回答是:“我们的信心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还要走出来。”对福山提出中国能否落实法治及司法独立的问题时,王断言行不通:“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再说宪法是文件,也不就是人写的吗。总统、国会以外还有宪法,宪法应有神圣性,但它不是神,是公众的法。”

这里说宪法是“公众的法”,字面上没问题,但问题在于公众是指民主国家那些有政治自主权的公众,还是中国这种完全没有政治自主权的公众。美国是“民有、民治、民享”,中国宪法却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的领导与代表”,中共在制订《宪法》时,通过自我赋权规定了中共拥有垄断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的“法定权利”。

三,中国不需要向西方学习。王说:“我们要研究孔孟之道”,并对福山说“你讲国家、法治、问责三要素在中国的历史里都有DNA,说明中国文化里有这个DNA。”这意思是说中国本身的政治智慧已经够了,不需要学习西方。这一点上,王与习近平相通,就在王歧山会见福山之后,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表示,习近平带有强烈反西方色彩的言行限制了美中关系的发展,并使目前美中之间严重缺乏互信。

福山得重写《历史的终结》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是弗朗西斯·福山根据他1989年发表在《国家利益》上的论文《历史的终结》扩充而成,1992年成书。福山曾充满希望地在书中预言,人类意识形态之争已经到达终点,自由民主已经取得了最终胜利,西方自由民主制政府将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未来人们将不再致力于思想斗争,而是致力于解决世间的经济和技术问题。虽然全球范围内仍会有一些小的冲突和矛盾,但是大范围的战争和激烈的冲突将不复存在。由于这一观点发表于苏联崩溃前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福山的老师亨廷顿觉得福山过于乐观,他在《文明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里,说明“一个世界、乐观和谐”是不可能的,在共产主义制度瓦解后,世界依然不会变成一个和谐的存在。因为在这个消灭了共产主义新的世界里,最普遍、最重要的危险和冲突不再是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冲突,这个新世界的政治是种族的政治,是文明的冲突。

冷战结束后的历史看起来证明了亨廷顿的观点。而围绕着“文明”的冲突突然间变成了主流。尤其是极端伊斯兰势力迅速崛起之后,已经成为最令西方世界头疼的问题。在中国之外,缠绕了人类一个多世纪的阶级政治的幽灵看起来似乎消失不见了,但是在中国境内,除了与维人、藏人的种族冲突之外,阶级冲突也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最近徐纯合事件发生后,虽然舆论开始是集中在警察暴力执法枪杀徐,以及当局删改视频掩盖真相这些问题上,但最后还是因徐的长期无业、对家庭不负责任而不可避免地滑入了徐的身份陷阱,孟晖在一条微博上说徐是“垃圾人口”,引起极大反弹,五岳散人明智地看到这话题的危险性,认为这样会落入三个陷阱:多元价值取向被消解;权利平等被消解;最后日益收紧的评判标准,最终成为法西斯社会(贡献值衡量)。

我认为,这一讨论无意中揭开了中国社会一个巨大的伤口,因为中国有三亿多失业人口,将来滑入徐纯合境地的人会越来越多。徐纯合事件等于揭开了“穷富马克思主义之争”的帷幕。阶级冲突将成为中国今后社会冲突的重点。

中国经济将进入“黑铁时代”

美国《外交事务》最近就“如果今后十年中共当局不进行重大改革它将无法生存”这一问题征询32位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包括华裔、华人),问题虽然设问有点模糊,没指明“重大改革”是指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指中共自我定义的重大改革,但结果是各人按自己的理解投票:非常同意4人,同意3人,中立6人,不同意16人,非常不同意3人。鉴于习近平与王歧山屡屡表达“绝不搞西方那一套”的态度,以此为前提,我想到另外几个问题:

一、不管前景是不是崩溃,中共都不会认为改革就能消解危机。王岐山当年大力推介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人们发现他其实是钟情“托克维尔定律”:“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按中共现在的危机感,恐怕认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十分危险。如果不启动改革,就只有两个选项,第一个是中共在社会反抗下主动交出政权。历史上,由共产党主动交出政权,只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是镇压未遂型,如东德、罗马尼亚、苏联;二是主动协商型,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第二个是通过革命推翻政权,这得要反对派积蓄起足够的力量。

二、无论中共统治是否延续,经济改革带来的好日子——胡温的“黄金十年”已经结束,经过几年挣扎之后,终于进入“黑铁时代”。不管是中共继续统治还是未来的民主政府,都得面对提振经济,为数亿失业人口提供工作,为两三亿老龄人口养老,以及改善舒缓资源生态困境。这都需要大量的钱,而中国国内的财富流失(资本外逃),在中共统治时期,是时进时出,趋利而来,避害而去;中共政权结束后,中国陷入政权更替期不可避免的动荡萧条,这些资本短期内不会再流入大陆。

三、无论是中共1949年“解放中国人民“,还是1978年以后“解放生产力、先富带后富”,都没能改变底层人口过于庞大的阶层结构,居于温饱及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60%以上。因此,在中国现在这种“砍人头”的政治中,由徐纯合事件引起的命运共同感而迸发的舆论力量已经很可观;如果中国有幸民主化,这个庞大阶层在“数人头”的政治中的能量将居于优势。对于中国来说,部分人憧憬的美式民主不会到来,其卑视的印度民主、委内瑞拉式民主与巴西式民主可能是中国未来民主的姐妹行。因此,大家修正一下民主期望值,也许比较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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