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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6:20 2016年12月03日星期六

何清涟:亚投行:离中国初衷渐行渐远


2014年10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在北京参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签字仪式

2014年10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在北京参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签字仪式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亚投行成员国资格申请3月底即将收科,国家发改委等三部委于3月28日发布推动“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宣称将以“五通”与“一带一路”上的数十个国家构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但“一带一路”上的关键国家斯里兰卡却在本月初宣布叫停港口项目,表明该计划将有不少意外;中国放弃否决权换来多国赞襄,表明亚投行注定不能象中国原来设想的那样,成为服务于中国输出过剩产能的金融平台。

亚投行:现实与原定目标越来越远

中国成立亚投行,本来是为了构建一个服务于“一带一路”计划的融资平台,但发现各国热情不高,不得不放弃否决权以吸引各国赞襄。在英国的示范作用之下,欧盟各国纷纷要求加入,北京算是挣足了面子。但接下来的问题还有不少,并且会影响到日后运作。

第一个问题是董事会的席位如何分配。国际金融机构中最大的特权是投票权。只有创始成员国才能参与规则制定,决定游戏怎么玩;具有会员国身份,才能获各投票权。这就是欧盟各国看到英国加入之后纷纷“轧闹猛”的原因:虽然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好处,但先加入取得游戏规则的制订资格,后面的皮慢慢扯。

按原定计划,在中国给亚投行设计的15至20个董事会席位中,仅有3席预留给“域外”,即非亚洲成员国,这将导致7个欧洲国家为谁该进入董事会而进行第一轮博弈。今年1月就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新西兰,于中国而言有首赞之功;英国的态度对其他国家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德国是欧洲经济的中流砥柱;法国虽已沦为二流国家,但一流国家心态犹在,特别敏感。以上这些均是亚投行的“东道主”中国必须照顾到的,估计最后有可能增加席位,以谋求各国开心。

另一场被预估的重大争夺将是,哪个国家成为亚投行欧洲分部所在地。欧洲可能只设一个分部,如果要设在欧洲中心,远离欧洲大陆的英国伦敦就不在此列,但英国又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为了照顾法德等国情绪而弃地利,并非明智之选。

由于中国的投资理念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异,今后的麻烦事还多。现在中国官媒宣传的亚投行新机制:即一国不能行使否决权,到时候肯定会成为扯皮之源。现成的例子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制,导致联合国在任何重大国际事务上都难以达成一致。世界银行与IMF之所以还能做些事情,就是因为其现有的投票制度和贷款附加条件。比如美国对世行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IMF成员国的投票份额按照一国GDP总量、开放程度、经济波动性、国际储备等加权公式计算等,投资决策比较客观,不是拍脑袋决定的。

中国要办亚投行,是为了输出过剩产能;各国参加亚投行,是为了取得中国好感,作为与中国打交道的筹码;但等到将来做投资决策之时,恐怕得有利益考较了,这时,中国才会开始感到失去否决权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

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与对外投资的边界模糊

《人民日报》发文解说亚投行的优势:“世行、IMF贷款体现了西方价值观,贷款重点服务于全球的减贫工作,有许多限制性条件,如要求信贷国家采取私有化、对外开放、货币自由兑换、财政紧缩、降低赤字率等侵犯主权的条款,甚至打包人权条款,使很多发展中多家不愿意接受”,亚投行贷款不设置这些条件。

这倒是中国一贯的做法。过去,中国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与低息无偿贷款就不考虑西方国家这些原则,只着重于政治成果,并不看重经济收益,比如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不能就中国恶劣的人权进行谴责等等。为了这些政治好处,不定期免除这些国家的债务更是中国的常规外交游戏。

中国海外投资的效益有目共睹,2014年中国经贸促进会副会长王文利对外公开称,中国有20000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是亏损的。” 《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专列有“麻烦项目”一栏,即后期遭到监管机构驳回、部分或全部失败的项目。2005-2012年麻烦项目共88个,总额达1988.1亿美元。起初,大部分的麻烦项目涉及能源行业,后来,麻烦项目涉及的行业多样化。

确切地说,中国政府的对外援助与投资之间的边界处于模糊状态,往往以援助促进投资。中国虽然不考虑他国人权状态,但另有一种政治考虑,比如意识形态(北韩)、对中国态度是否友好等,让中国头痛不已的委内瑞拉的赖帐200亿美元,就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查韦斯任总统中国出于友谊出借的债务。

斯里兰卡为例:“友谊”之树不常青

斯里兰卡的事例应该给北京敲响警钟。3月上旬斯里兰卡政府决定暂停中国投资14亿美元的科伦坡港城项目,理由是“这不是一桩公平的交易”,希望就“中国贷款的高利率”以及“包括宽限期和现有贷款的分期安排等偿还条件”举行最高层级的磋商”。斯里兰卡位于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海路上,中国很需要这个港口,视为“海上丝绸之路”扩大贸易往来以及国家影响力计划的一部分,隐蔽的目的则是中国海军需要一个前往印度洋的军事基地。在威权型领导人马欣达·拉贾帕克萨任内,斯里兰卡与中国强化了双边关系,2014年中国海军攻击型潜艇两次出访科伦坡,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了该项目的动工仪式。

这一项目经历了漫长的谈判过程,中国为此给了斯里兰卡很多经济援助。2005年在东南亚海啸之后,中国政府曾免除斯里兰卡的全部到期债务。在拉贾帕克萨任期内,中国利用该国因内战中侵害人权问题招致美欧批评而关系恶化这一机会,向斯里兰卡提供大量援助,并援建了基础设施;与此同时,还在联合国内力挺斯里兰卡。但在去年的大选中,当政十年的拉贾帕克萨败选,中国与前任总统的交情成了新总统西里塞纳眼中的负资产,他在竞选纲领中就提出,要重新评估这一工程,因为据说中国的部分资金流入了前总统拉贾帕克萨的亲属手中,加上前任政府在与中国签订的合同中,允许中国企业优先使用并开发部分填海土地。斯里兰卡产业界人士担心“科伦坡被中国占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信用不佳

英国《金融时报》曾就委内瑞拉欠中国债务一事评论说,“委内瑞拉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广泛适用的教训:向奉行非正统政策但具备政治魅力的领导人提供软贷款,可能带来引火烧身的结果”,这一评论不仅适用于斯里兰卡,还适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局不稳,国家信誉也差,今后中国与亚投行如何才能保证投资收益,将是一个大问题。

据中国估算,2011-2020年间,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存在8万亿美元资金缺口,有强大的需求,只要中国愿意做供应方,达成协议并不难。这一估算倒不算太离谱,但真正的难题在于回收投资并保证有利可图。这些国家当中,有印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越南、伊朗、斯里兰卡、印尼、马尔代夫等,在标准普尔、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对各国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中,其中大多数国家的信誉评级都在B级以下,伊朗甚至未能进入评级。况且,中国其实已经在这些国家当中有不少投资,到2013年,印尼为307亿美元、尼日利亚达207亿美元、伊朗有172亿美元、哈萨克斯坦高达235亿美元,大都还未进入投资回收期。

亚投行董事会的西方国家成员国在与中国共事时,可以放弃人权原则,但却不会放弃利润原则,并接受中国的“以援助带投资、以巩固政治友谊”之类的原则,而中国也只有以援助换支持的金钱外交经验,如何让亚投行为自己的“一带一路”计划服务,于北京而言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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