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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5:00 2016年09月27日星期二

何清涟:大自然的报复:武汉淹城


水淹武汉,人们利用挖土机前去上班(2016年7月8日)

水淹武汉,人们利用挖土机前去上班(2016年7月8日)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6月30日以来,中国长江中下游经历严重洪涝灾害,沿江数省受灾人群近3300万人。湖北省灾情最重,计17个市、80个县与1162.85万人受灾。官方宣传仍然是老套路,即政府如何关心民众疾苦、军队如何奋不顾身之类。但我注意到几条信息,一是三峡与洪灾的关系再被质疑,二是湖北成为重灾区,省会武汉成为水域。上述两点,说明水灾如此严重,实有人祸因素。

每遇洪涝灾害,三峡工程就成质疑目标

话说当年论证三峡大坝的好处,一是发电,二是可以有效地控制下游水量。但自三峡工程投入使用后,人们感受到的情况正好相反:下游干旱时,大坝需要蓄水,出现与下游争水的情况;下游发生水灾时,三峡却需要泄洪,加重了下游灾情。前些年发生洪灾时,国内网友发帖,说看到的水是清水,是三峡泄洪下流的水。今年据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湖北江夏柯先生,他也证实了长江流域的一些蓄水工程系统早在7月1日就已经开闸泄洪。

前几次官方回应这种说法,只是让几个三峡工程的部门主管出面声称,并未有泄洪之事发生。这次为了“取信于民”,《中国青年报》于7月8日发表专题采访《四问三峡大坝:武汉洪灾和三峡工程有关系吗?》,这四个问题依次是:1、三峡工程防洪功能分为救人与自助,目前三峡的功能无可替代;2、有了三峡大坝,本次抗洪中近4成的洪水流量被削减;3、三峡大坝与本次湖北洪灾没有关系。没有调洪是为了应付更大洪灾,比如四川即将到来的大洪峰;4、根据以往规律,长江中下游汛情一般来得比上游早,今年由于有了三峡,如果出现上游大洪水,相比于1998年,下游的防汛压力会减轻。

受访者多是水利工程专家,对这些用专业知识与相关数据组成的一连串分析,外行人无法置喙。《人民日报》等官媒多转载此文,以期降低质疑之声。但由于现在政府与官媒信誉极差,专家早就被网民蔑称为“砖家”,关于三峡大坝的作用之评价,就只能是平时存而不论,一遇洪灾就受到质疑,然后官方民间各自解说。

三峡大坝开闸放水,以降低宜昌水库的水位(2007年6月20日)

三峡大坝开闸放水,以降低宜昌水库的水位(2007年6月20日)

武汉淹城:填湖造地的孽报

湖北灾情为何如此严重?直接原因是湖北地区湖泊大量消失。长江中下游地区湖泊众多,对洪水具有明显的调蓄作用,强降雨时,可暂时蓄纳入湖洪峰水量,削减并滞后洪峰,减少洪水造成的危害。这些本是千百年来的治水常识,但自中共执政以来,常识不管用,其乐无穷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成了常态。

湖北号称“千湖之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星罗棋布的1309个湖泊就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出一幅水乡泽国风光。湖北省水利厅2009年发布的《湖北省水资源质量通报》显示,湖北现有百亩以上湖泊仅574个,平均每年有15个大湖消失。几年过去,如今这些湖泊只剩下300余个。

湖北湖泊迅速消失的原因,以80年代为界,此前是因为吃不饱饭,向湖泊要地种而围湖造田;自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因城市建设缺地而填湖建房。

第一轮急剧消失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全中国响应毛泽东“战天斗地”的号召,向大自然要粮,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据《湖北湖泊面积五十年消失过半,加剧洪涝灾害》引用数据,湖北省在20世纪50年代曾有0.1平方公里以上大小的湖泊1309个,湖泊总面积8503.7平方公里。由于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到80年代时,湖泊数量下降到838个,湖泊面积缩减为2977.3平方公里。湖泊容量也从50年代的130.5亿立方米下降到56.9亿立方米,下降了51%,而有效调蓄容积仅为30亿立方米,只是中共建政初期的26.6%。江汉湖群中最大的洪湖在30年间面积下降了38.9%,蓄洪量也降为10.19亿立方米,调蓄洪水的能力严重退化。

第二轮则是近20余年间的填湖造房。随着房地产开发成为一个高盈利行业,武汉等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将主意打到了湖泊上,填湖盖房成为趋势。其间也有一些反对声音,但填湖愈演愈烈,大量湖泊永远消失,仅剩下一个地名供人追忆。2012年4月,武汉沙湖填湖事件被CCTV专题曝光后,湖北省与武汉市政府一度发起所谓“湖泊革命”,整治破坏湖泊的房地产建设工程。但这种运动式的整治并未能阻止填湖建房风潮,据说仅武汉一市,因房地产开发就有近百湖泊消失。

这次水淹武汉,在渍水严重的地区,很多原来都是承担蓄水、分洪功能的湖泊、湿地,被填之后建成住宅小区,每逢下雨,居民就被渍水困扰。今年雨水多,这些楼房就泡在“湖里”。

长江的武汉江段涨水(2015年6月19日)

长江的武汉江段涨水(2015年6月19日)

清朝官员比本朝官员更有环保意识

谈到中共建政后对湖泊的过度开发,我就想起一件往事。

当年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因写作《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皇朝经世文编》收集的清代官员奏疏让我很受震动。按照大学历史教科书的说法,自清代中期开始,官员瞒旰昏庸,无能之极,只知贪污敛财,不理国事民事。但那里面的奏疏却表明,不少封疆大吏对本省民情、农商经济都非常熟稔,且深知其利何在,其弊何来。本文只以乾隆时期湖南巡抚杨锡绂的《请严池塘改田之禁疏》为例。清中叶乾隆时期,中国人口已达前所未有的3亿,导致人地关系紧张,无地农户大量增加,人们开始在湖泊河滩上开垦种植。杨锡绂在疏中写道,当时湖南“不独大江大湖之滨,及数里数顷之湖荡日渐筑垦,尽失旧迹,即自己输粮管业,数亩之塘,亦培土改田,一湾一涧,亦截流种稻。”“此弊不独湖南,大约东南各省无处不然。”结果是每遇洪水,漫溢为患。 湖北一地也是如此,当地官员奏称,荆襄一带湖泊广延千余里,每遇涨水,“必藉余地容纳” ,但由于当地百姓“因于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随借水粮鱼课四周筑堤以成垸”,结果洪水期至,隄塍城郭都被冲毁,数万 人被淹死。浙江等地巡抚也有同类奏折,他们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向乾隆皇帝痛陈此类弊端,希望通过政权的力量改变这种状况。

对比起如今受过现代教育、满口环保口号的官员,清代虽然还无“环保”一词,但官员那朴素的环保意识却比现今强得多。

大自然的报复,武汉淹城只是一例,这种情况在中国将看不到尽头。当年甘肃舟曲因巨大泥石流导致城毁人亡之后,我曾经写过《生态安全:一个国家最后的政治安全》一文,指出现代国家安全的保障不再仅仅涉及军事力量和武器,而是愈来愈涉及水流、耕地、森林、遗传资源、气候等环境因素。只要生态环境持续地受到破坏,就没有政治经济的最终安全。因为环境退化使生存环境恶化,生存空间缩小,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经济基础的衰退,其政治结构也将变得不稳定。结果或是导致一国内部的动乱,或是引起与别国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如今的南海问题,本质上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争夺海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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