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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向长江谢罪该何人? - 三峡工程的三本糊涂帐 (1)


2003年6月3日长江中游三峡水库俯瞰

2003年6月3日长江中游三峡水库俯瞰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号称“三峡双雄”的三峡集团老总曹广晶、陈飞相继被免职。鉴于中纪委几个月前向外公布今年的反腐重点之一是“打电老虎”,人们齐刷刷地将眼光投向了李鹏家族。

三峡工程这一被中共称之为“宏图伟业”的世纪工程,从项目论证、开工到目前,一直存在三本很大的糊涂帐,依次为:谁是三峡工程的真正决策者?三峡库区气候变化、地质灾害频发、生态恶化究竟与三峡工程有无关系?三峡工程的腐败黑洞到底有多大?但外界也大都明白,三本帐之间藤牵蔓绕,利益瓜葛甚深。只要认真查究当中的任何一本帐,都会掀开巨大的黑幕。

*谁应承担三峡工程上马之责?*

这个问题本来根本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三峡工程1992年获全国人大批准,1994年正式开工,2003年6月投入使用,至今也就20余年,以目前文档保管之周密,哪些人应对三峡工程上马承担责任,本应是本明白帐,但在中国,却偏偏成了一本糊涂帐。而导致这本糊涂帐产生的原因是:这个工程几乎从上马后开始,在论证过程中被好些专家指出的问题陆续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三峡工程可能是个无法挽回的大错。

在三峡工程上马的争论过程中,极力反对上马该工程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曾经说过:将来一定要在奉节的白帝城放四座铁像,三男一女,让他们向长江三峡跪著,向三峡请罪,向长江请罪,向子孙后代请罪。这四位依次为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陆佑楣及张光斗。

既然这四位人物都被黄万里先生预列为向三峡请罪的铁像,他们在三峡工程的举足轻重地位可想而知。如果三峡是个成功的工程,这四位应当名垂青史。但不幸的是,三峡工程从上马以来就问题不断,这四位重要人物预感到不妙,通过各种机会发表言论,从各自的角度论证自己在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并非那么重要。

先说钱正英。钱女士宦海生涯大部分消磨于水电部,其身后功名完全系于“新中国的水电事业”,尤其系于三峡工程。1999年水利部举办50周年庆典,钱正英在庆典上以“解放思想,事实求是,迎接21世纪对水利的挑战”发表讲话,却表达了她对三峡工程的忧虑:泥沙淤积问题、移民问题、环境问题。以泥沙淤积为例,三峡工程论证中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排浑蓄清”措施,在这次讲话中,钱不再提起这一措施是否有效,只提在三峡水库上游再建水库是最有效的办法(此方法后被专家指出只是将泥沙淤积问题延后),还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正确性表示怀疑。称“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听起来,钱部长将三峡工程视如一个建筑群,实践检验不行了,可以推倒重来。

2003年6月三峡水库蓄水之前,根据三峡开发总公司公布,三峡工程100%的工程单元质量合格,近90%的工程单元质量优秀。在当时全国普遍出现豆腐渣工程之时,这一成绩简直优秀得无以复加。但2004年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张光斗接受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采访时说,三峡工程质量不好,施工质量不好,原因是施工技术、施工水平、管理水平不如外国,但大坝是倒不了的。虽然张光斗没说多少年内倒不了,但看来这质量只是以倒不了为标准来衡量,因此,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比如大坝开裂)后来经常见诸报道,实在是意料中事,因为在质量方面,原来是坚持中国特色。

陆佑楣因为是三峡工程的实际主持人,也是三峡公司总经理,无论是工程的方案还是质量,其责任均无可推卸,于是开始将三峡变为玄而又玄的哲学问题,2010年8月,陆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称“三峡工程最终不是治水问题,是哲学问题”,其中深意,只有陆佑楣自知。

*李鹏对三峡工程功绩的“谦虚”*

前总理李鹏喜欢出版系列日记,到目前为止,共出版了《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等。这在中国的“党与国家领导人”当中显得很特别,一是几十年如一日写日记这种习惯在中国高官中比较罕见;二是李在生前出版这类日记,实有为自己留此存照之意。李鹏从1983年6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4月至1998年3月任国务院总理,直至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委员长,任期长达改革30余年的一半,经济改革备受争议,其中三峡工程更是有争议且有严重后患的问题。

《三峡日记》这本书共分8章,以时间为序,以三峡工程建设为中心内容,记录了三峡工程建设从论证、开工、截流到蓄水发电的各个重大历史过程,最重要的是,该日记“全面体现了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对三峡工程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

按李鹏在前言中所述,在他任期内付诸实现的三峡梦,第一个发梦者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孙在《建国方略》第二部分“实业计划”中提出 “分级坝堰,改善航道,壅流发电。”第二个则是美国大坝专家萨凡奇,萨氏1944年对中国三峡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之后提出三峡建坝的“萨凡奇方案”。再以后当然就是毛泽东了。毛对三峡有“更全面的超越前人的设想”,“把防洪和南水北调的构想也提出来了”,并在1958年以后把三峡工程交给总理周恩来处理,要求周每年至少过问4次。再以后就是邓小平对三峡工程的关怀,具体到移民、中坝等,都是由邓小平拍板, “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总之,李鹏将自己在三峡工程中的角色定位于一个三峡梦的具体执行者。

三峡工程如果真象李前总理在自度曲《大江曲》中所说的“功在当代利千秋”,我想他绝对不会如此“谦虚”。李鹏与钱正英等人如此作派,一个“谦虚”地表明自己是个帮助前贤实现梦想、执行历代党魁命令的执行者;一个表示自己看到了三峡问题,都是为了今后不享受铸成铁像,跪立白帝城头的待遇,“向三峡请罪,向长江请罪,向子孙后代请罪”。

随着三峡周边地区的生态恶化,以及地质灾害频发,三峡工程是祸不是福这点已越来越明显。李鹏为官一生,有几大不可原宥之事,如1989年六四镇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长江三峡工程决策错误等。但仔细考究,“六四”镇压罪在当代,三峡工程则罪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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